文庙祭祀的文化意义

　　在传统礼乐文明的丰富内涵中，祭祀文化是其中的荦荦大端。祭礼的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天地、先祖、君师。世人习称的“孔庙”，实际名称应为“文庙”，其主要作用是用来祭祀孔子及历代圣哲、先贤先儒。文庙祭祀所采用的礼仪称为“释奠礼”，是传统社会的“国之要典”，成为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蕴涵着重要的文化信息。

　　首先，文庙祭祀开创了一种新的祭祀模式，是中国“尊师重教”传统的重要标志。

　　根据对象不同，祭祀活动大体可分为血缘性祭祀与非血缘性祭祀两种。血缘性祭祀更多的是出于亲情，而非血缘性祭祀则更多的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

　　孔子去世后，对他真正意义的祭祀活动，首先产生于孔子弟子依孔宅立庙之后，具体体现便是孔门弟子后学对于孔子的祭祀。这不属于血缘性祭祀，但孔子以其伟大的人格魅力、渊博的阅历学识加之以慈父般的关怀，赢得了弟子们衷心的拥戴和尊敬。在孔门师生这里，“孝”这个原本属于血缘与宗法范畴的伦理概念，已经超越了狭义上的亲情。

　　孔门弟子们对孔子的“祭祀”活动，乃是模仿祭祖活动而来，但又超越了一般的亲情，开创了祭祀史上的一大变革，为其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祭祀老师。这种祭祀老师的模式，因为儒家的推扬而延续下来并成为一种传统。局限于孔门弟子之间的“祭孔”，因之具有了“血缘性”与“非血缘性”并行的特征，使得文化传承与亲情延续的意味同时存在，并行不悖。将“师”纳入祭祀对象，成为中国文化“尊师重教”的重要标志。

　　其次，文庙祭祀体现了儒家的学术风向，也是历代“道统”与“治统”交争与融汇的集中展示。

　　历史上，孔子地位的起伏、儒学地位的升降，均可以在一部文庙祭祀史中得以展现。也就是说，从文庙从祀制度的变革中，可以发现儒学本身的学术、信仰变化。唐代贞观年间，以左丘明等22人配享孔庙，其中多数为汉唐注疏专家，乃“传经之儒”。这显然与当时崇尚汉唐经学的风气有天然的联系。随着理学的兴起，孟子、子思地位升格，颜、曾、思、孟四配开始定型，而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等六人被尊为“先贤”，凌驾于汉唐诸儒之上。这一时期“明道之儒”地位的上升，无疑是理学道统观的直接体现。至清代，增祀诸儒中又出现了“行道之儒”，其中尤以诸葛亮、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为代表。他们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密切关联。

　　在儒者看来，对于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有所发明，有所维护，可以教化人心，所谓“扶纲常，淑人心”者，就应当被升入文庙从祀。但“孔庙从祀，非寻常事”，从祀诸儒的选择和晋升，均需受到官方的认可与节制。历代统治者热衷于此，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以此来取得政权的合法性。

　　再次，文庙祭祀还具有一定的宗教与信仰意蕴，是中国历代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历代不厌其烦地兴建文庙、祭祀孔子，并非尊孔子为教主，立文庙为教堂，而是着眼于其现实的政治目的与文化道统的确立。孔子并不像老子被道教化身为神，文庙祭祀强调的是孔子的文化贡献尤其是其为人类所制定的纲常伦理、道德教化。然而，以另一角度看，儒学在历史上却又实在起到了宗教的某些作用。文庙祭祀虽不能完全等同于宗教活动，却无疑蕴涵着宗教的意义，发挥了宗教的部分功能。当然，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经过千百年来的贯彻实行，儒学作为社会教化准则已经为广大民众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既是理性教化的实体，也是一种情感态度。所以，儒学与其他的宗教不同在于，它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完全神学的宗教。

　　文庙祭祀，包括其中的附祭系统，是彰显对于圣贤人格的推崇，是士人感受群体优越性和文化价值的一条重要渠道。如果能够进入文庙从祀，将证明其得到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因此，某些儒生“梦在两庑之间”，以为“人至没世而莫能分食一块冷肉于孔庙，则为虚生。”（刘大鹏：《晋祠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页）不少人梦寐以求死后能够进入文庙从祀，一些大儒的门人后学也积极推动其宗师进入文庙，为自己和其学派争得一份殊荣。因此，人们认为：“从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

　　文庙祭祀与经典的诠释、科举制度的推行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共同奠定了士人对于儒学和孔子的信仰。这种信仰尽管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宗教，但其对于古人“安身立命”的功能，完全可以与宗教相仿佛。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儒家优秀分子对于自身信仰和使命的自觉表达。

　　最后，文庙祭祀从本质上讲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