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汉学研究中的博物学情结(2)

　　从17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对欧洲特别是法国而言成为一种强烈好奇心的对象，耶稣会士的描述构成了中国形象的起点，学者们开始对这个国家的种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684年，科学院院士们就曾向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寄出一份涉及中国天文、地理、数学、医学、植物、军事、饮食等方面的问题调查表，希望在华耶稣会士通过调查提供答案。不光是法国皇家科学院，后来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也于1734年起草过一份致北京传教士们的调查提纲，调查范围包括中国的植物(特别提及中国可以入药的植物)、动物、食物以及中国人的疾病、种痘、天花等。(34)

　　因此当1687年路易十四向中国派出“国王数学家”创立法国传教区时，不仅标志着天主教在华传教繁荣期的开始，也意味着这一阶段的传教士汉学研究已将外交关系、科学调查和宗教传播三者集合在了一起。耶稣会士为迎合国内各界人士的需求，将目光从中国传统文化逐步转向自然科学，更多关注并撰写关于清朝时政、科技工艺、生产作物等方面的文章，提交的各类报告中对中国科学技术介绍的频繁程度远远高于之前，读者对象则包括了政府、科学院和耶稣会长等三类。他们提供的这些东方自然资源和物产信息对欧洲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在这一时期中法的科学接触中，法国耶稣会士“在植物学问题上，就如同在天文学和地图学中一样，他们所作的贡献属于一项在世界范围内搜集资料的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35)。除这种带有国家任务性质的科考研究目的之外，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时欧洲希望获取更多有关中国经济作物栽培方法与标本种子的行为，贸易和经济利益肯定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在此背景下，耶稣会士不再只满足于回答科学院的问题，传递有关中国植物的描述；开始进一步对那些欧洲人还不认识或熟悉的植物进行研究，主动采集植物标本，并将植物种子或植物寄往欧洲，试图进行风土驯化和繁殖，从而丰富当地的植物品种。当时韩国英的植物学研究也迎合了这一趋向，他非常关注那些宜于在欧洲引种的中国物种，尤为重视各类植物的食用价值和经济价值。韩国英比较过中法的棉花作物，并详述了草棉种植的土壤、播种、施肥等方法，声称研究和实践目的是为了论证可以在法国北部种植这种作物，以增加法国棉花产量。(36)他也专门介绍过中国价廉物美的蔬菜：白菜的种类、种植和储存方法，极力推荐将这一农作物引入欧洲；并将一瓶保存完好的白菜种子随报告寄回法国，希望尽快开始引种和培植。(37)他还记录过一种和桑树非常相似的树种，称其播种成活率高，受气候影响较小，果实可食用，树皮不仅可以制衣，更最重要的还是造纸业的优质原材料，因此推荐将此树引入法国。(38)

　　到了19世纪，欧洲博物学阿卡迪亚型和帝国型两大传统继续绵延，而汉学和西方对中国博物学的研究也向前发展出了新的形式。很多西方人热衷于同时研究汉学和博物学，并未将其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个学术领域，反而认为二者具有一定的关联度。随着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汉—鞑靼—满语言讲座，汉学开始制度化，涌现出了一批学院派汉学家；鸦片战争后不断扩展的中西接触，更多的西方人来到中国定居或考察，像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这样汉学机构的诞生，一批汉学刊物的创办都为西方研究中国动植物学和地质学增加了学术讨论的渠道，带来了更大契机。因此到了19世纪后半期，以英国人为主的在华博物学研究从日益专业化的汉学中汲取力量，从而发展出了更为广泛和专业的研究领域。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对明清时期这段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繁荣景象做出高度评价：“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足以和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的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39)在此意义上来看，以卜弥格与韩国英为代表的17、18世纪的耶稣会士为中国植物知识的西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兼具汉学家与博物学家的双重身份，拥有介于中西治学之间的独特视野，将注意力从传统的中国历史文化转向博物研究，对中国的自然科学进行观察、记录与分析。他们对中国动植物的调查常常会借助中西语文学、地理学和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同时运用汉学家的学识加以分析、比较和诠释文献，因此开创出了传教士汉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论述领域：汉学博物学，通过这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知识传译，进一步打开了欧洲人的眼界，成为当时和后来欧洲本土科学家探索远东自然科学知识的丰富源泉。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2015届硕士刘婷同学为笔者提供了有关西文资料，对本文亦有所贡献，在此向她表示感谢。)

　　①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②⑤范发迪：《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袁剑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4、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