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汉学研究中的博物学情结

　　三、传教士汉学博物研究的传承与影响

　　虽然古代中国并没有与近代西方博物学完全对应的现成的学科，但中国自古就有研究天文、地理、农学、医学等自然事物的知识传统，这属于一个广义的“博物”概念。狭义的“博物”出自《论语·阳货》“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指拥有一定的动植物知识，与动植物博物学非常接近。(29)如《尔雅》作为中国最早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被视为经学博物学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其中“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占了不少篇幅，以助读者辨识名物，增广见闻。中国历代关于草木的书籍更是不胜枚举，像《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离骚草木疏》《全芳备祖》《群芳谱》《广群芳谱》《植物名实图考》等均为本土植物学著述的杰出代表。然而这些中国传统的植物学研究成果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机会与世界接轨，将中国的植物学知识西传至欧洲的过程是由明清来华传教士完成的。

　　从晚明入华的利玛窦、金尼阁、曾德昭、卫匡国等人开始，早期传教士的中国作品中已经对中国的植物有了一些零星介绍，比如曾德昭的《大中国志》中曾经介绍过龙眼、荔枝等中国南方特有的水果。然而，真正对中国自然物种进行一定规模的田野调查，探索出汉学研究中的博物学方向，同时将中国植物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当以耶稣会士卜弥格及后期的韩国英、汤执中等为代表人物。来华传教士大都长时间在华生活，精通汉语，有机会接触到一批中国古代植物学文献，比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王象晋的《广群芳谱》，以及被收入《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草木典》等已被考证出是他们的中国本草知识来源(30)，因此传教士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既借鉴了中国古代已有的博物研究成果，又结合了欧洲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研究特点，以这种中西会通的方式对中国植物知识的西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17世纪，欧洲博物学仍从属于百科全书式的文人写作传统，对动植物的博物学研究带有明显的非专业的业余特征。18世纪开始，博物学逐渐成为独立的科学门类，主要由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三大学科组成；博物学家接受专门化训练，拥有自己的专业共同体。美国历史学家沃斯特(Donald Worster)在《自然的经济学——生态观念史》(Natures Economy: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1994)中提出生态学有两个传统，即阿卡迪亚传统和帝国传统。受生态学研究的启发，近代以来的西方博物学也可粗略地划分为两大类型：阿卡迪亚型和帝国型。(31)阿卡迪亚型博物学向往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环境，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侧重观察、感受和欣赏自然。帝国型博物学强调通过理性的实践和艰苦的劳动建立起人类对自然的统治，研究成果会分解、转化成各门具体科学的知识点，形成博物学的分科化，产生地质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32)具体到本文探讨的两位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卜弥格和韩国英，他们对中国的博物研究也多少体现了近代博物学发展的时代特征和两大传统。

　　耶稣会自成立之初就有海外传教团定期向总会用信件汇报联络的制度，内容不仅包括传教区的教务活动，也包括当地国家的国情和动植物等自然情况。卜弥格出生医生世家，因家学渊源年轻时就对自然科学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和天分。初次自欧赴华途中，曾在莫桑比克逗留数日，于1644年1月寄回一份报告，里面就附上了几种植物和一只河马的插图。(33)可见，留心观察和收集欧洲之外地区的动植物信息是卜弥格个人科学兴趣使然。来华后，正值明清鼎革，卜弥格追随南明王朝到了中国南方，在传教之余继续调研中国自然状况。卜弥格是最早对中国植物进行科学观察、标本采集和图谱绘制的西方人。出于医生的家学传统，他格外关注植物在医学上的应用，重点说明其药用价值。比如提到槟榔、腰果有健胃的作用；某种椰子果是治疗心脏的良药；芭蕉干可以治咳嗽；蒲桃可以用于辅助退烧；荔枝和龙眼的果核碾成粉末泡水可养生保健；芒果的核吃下去能杀死肚子里的蛔虫，还可止腹泻；番石榴果实也可止腹泻，叶子可治热病；茯苓能治梅毒、消血栓、防止中风；胡椒利尿、明目，还能和其他一些物品合用治疗咳嗽、呕吐、消肿、祛痰等等。

　　从欧洲对中国植物的认识史来说，17世纪从欧洲到中国去直接采集植物标本并非易事，只能依靠来华传教士到不同传教区的旅行来获得相关的实证，但这样的考察工作更多出于个别传教士的个人学术兴趣和专长，带有一定的随机性和业余性，并非真正有系统、专业而持续的科学工作。从这一角度来看，这部《中国植物志》尚有不少缺憾，客观严肃的观察记录还不够，记录的物种数量也有限，但毕竟这是第一本关于中国植物的专门记载，内容已经开始涉及植物图谱、术语、特性、产地、生长规律及功用，首创之功不可磨灭。19世纪俄国植物学家贝勒在《欧人在华植物发现史》一书中高度评价过卜弥格的研究，称其开创了来华传教士中国植物研究之先河，也为后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展开大规模对中国自然状况的调查和研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