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烟台到北京，传教士夫人笔下的晚清社会百态(2)

这种“差异化记录”，同样体现在韦廉臣夫人笔下。《中国古道》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是偶遇一位回娘家的新娘子。整个过程其实很短，从彼此对视到擦肩而过，也就是短短一两分钟时间，韦廉臣夫人却用了整整4页汉字的篇幅，把新娘子幸福又娇羞的神态以及衣着打扮，写得非常细致，年轻生命的美好和活力洋溢于笔下。

韦廉臣夫人还捕捉到一个细节：新娘子到家后父亲非常高兴，跑出来直接亲昵地把女儿搂进怀里。显然当时她也被感动了：“甚至都有些时空错乱，中国的父亲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女儿的关爱吗？”

遗憾的是，这样富有人情味的父亲形象在中国人的笔下非常罕见，更多的是类似《红楼梦》中贾政那样的严肃、古板，或朱自清《背影》里的含蓄、隐忍。

书中还有一个场景，是到达潍县，当地一位富裕老太太邀请韦廉臣夫人前往家中做客。这位老太太身边有包括儿媳妇、女儿、孙辈、女仆等在内的50多人环绕，用餐时的排场与《红楼梦》中贾母的用餐场景非常相似。这些真实的历史场景由一位西方女性记录下来，读起来会觉得很新奇。

“100多年过去，很多民情风俗我们都已经陌生，甚至是完全遗忘了，但在作者白描式的记录中那些场景又再次展现。因为同根同源，所以感受才能很亲切。”陈海涛说。

记录不可避免带有局限

晚清时，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步伐伴随着一系列民族屈辱。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之后大量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纷至沓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作为文化入侵的象征，传教士这个群体也被妖魔化得比较厉害。

陈海涛说，传教士固然是带着教会使命而来，不可否认有些人也别有用心，但大多数人对中国的感情是真诚的，都把中国当成他们的第二故乡。像韦廉臣一样终老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内地会”创始人、著名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就有一句名言：“我若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这种感情在《中国古道》中也很明显。尽管旅行途中韦廉臣夫人也遇到不少波折，诸如被旅店老板持刀勒索三倍以上的房价、遭遇懒惰又饶舌的伙计、走到哪里都会遭围观、孩子们喜欢追着她叫“鬼子老婆”……但更多是旅途的快乐，有很多中国旧友热情款待，受邀去家里做客，得以近距离观察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同时，她也在书中流露出对中国农民辛劳的同情，呼吁伦敦的有钱人穿着来自东方的漂亮丝绸衣服时，不要忘记他们如何辛勤劳作。“如果她对中国人是歧视的、居高临下的，就不可能去观察得如此细致入微。”

不过，同样是西方人在中国游历后写成的著作，与美国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等作品相比，《中国古道》记叙虽然生动，但陈海涛认为有些内容还是比较“肤浅”。比如书中提到妇女缠脚，韦廉臣夫人写了她们缠脚的痛苦、如何被家人逼迫，却并没有提及缠脚的根源。

陈海涛分析，局限性主要是由几方面原因导致，一是作为一个西方人，韦廉臣夫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生活文化，对于很多事情的描述只能是表面的；二是她并非学者，只能浮光掠影看到问题；三是她也只是把本书当做游记，没有去旁证很多事情是否可信。

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关于烟台艾山的传说。陈海涛说，这个版本的传说明显带有“道听途说”的成分，杂糅了民间传说、海神娘娘、妈祖等故事。“但是不管怎样，伊莎贝拉·韦廉臣女士留给我们的记录，至少丰富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也为重新审视、评价那段历史，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思考和参考。”

《中国古道：1881韦廉臣夫人从烟台到北京行纪》

[英]伊莎贝拉·韦廉臣 著

中华书局201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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