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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传教士回忆录(2)

2019-06-20 20:34来源:互联网关注:作者:阿狸

传教士古和能在信中说,周铁鞭了解基督教信仰,他的一个妻子是基督徒,试图感化他。他的女儿也是基督徒,女婿是教会学校的教师,他把儿子送进学校,希望他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不愿他像自己一样亡命江湖。不料祸不单行,儿子周新与马候祥、杨振玉3人在汉寿参加农民运动,因为组织革命武装时,被叛徒告密被捕,4月13日在汉寿遇难。

周铁鞭逃到广州后,被谭延闿委任北伐军第14军第2师中将师长,他回湘西重组队伍。5月,率部攻打常德商团李荣杰,占领常德、汉寿。第2师抓了十几位进步青年,周朝五亲自审问,青年自称是共产党,要到北京读书去,寻找救国真理,要杀就杀!他一听便说:“青年人敢作敢为,好样的,吩咐军需,每人送二十块银元,放他们读书去。”

1928年夏天,第2师移驻慈利,张天苏闻讯后再次出逃达半年之久。1929年,第2师奉命开往沙市整顿,因部下多系土匪出身,不愿离开湘西,大批人逃走,部队遂被鲁涤平收编。周铁鞭闻讯后,流寓京沪,生活仰靠谭延闿、陈嘉佑接济。湘西文史资料记载或许有误,1930年3月1日《大公报》:“对于湘西之周朝武匪部,则计划围剿,由驻扎常德之戴斗垣旅长负责派兵分途剿办。”3月29日《大公报》曾载:“湘西共匪周朝武盘踞大庸数月”,传教士古和能在2月18日的信中也说:“周铁鞭的部队在大庸与政府军作战,被围困18天后,城被攻陷,周铁鞭再次出逃。”1932年8月,周朝武因暴病卒于长沙旅邸,报纸称其“绿林朝武,身后萧条”。

饶义廉在津市期间,面对反帝反基督教的群众运动,面对教会学校师生的罢课示威游行,面对各路军队轮番进驻教堂,面对教会经济危机和信仰危机,饶义廉和差会总监王为义、梅先春、喜渥恩存在严重分歧。

他无疑是一位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他特别可取的一点,就是明确主张传教士应该爱芬兰也爱中国。虽然他也曾主张开除罢课的学生,但他很快就分清了右派和左派之间的分歧。他在信中说共产党试图维护津市的秩序,没有用暴力夺取教会财产,也没有杀害囚犯或持不同政见者,他说愿意留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津市。他还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在禁止鸦片和妇女解放等方面比教会更成功。他向学生会支付现金,用作工人夜校和宣传费用。他在冲突中主动承担责任,并说做好了当烈士的准备。他的言行也遭到了少数人的攻击,指责他是共产党。

饶义廉的妻儿在芬兰,尽管他们每周都坚持写信,但还是无法弥补长期分离所带来的思念。1927年3月,饶义廉在上海预订了回家的机票,并告诉妻子,回国途经美国时,会为教会募集经费。妻子时刻等待丈夫归来,她肯定丈夫已经在路上,不再给他写信。直到5月中旬,她收到饶义廉来自中国的信,理事会没有批准他回家。妻子感到非常失望:“家里已经全面清扫,窗台和餐桌上摆满了盛开的鲜花,我们在等候你的归来。” 他写信给儿子:“小宝宝对父亲也失望了,其实父亲特别特别想你,想把你搂在怀里。由于父亲的错误,上帝派你的父亲到这里接受惩罚,是父亲不好,但是不能违背上帝的意愿。上帝不让你们离开祖国、家乡和亲友,到异域流亡,陷入同样的困境。”

1929年2月,宣教主任Tarkkanen特地到饶义廉家里探望,希望饶义廉能继续留在中国,遭到了饶义廉妻子断然拒绝,儿子奥利(Olli)甚至扬言要杀死他。饶义廉因为长期患病,心身交瘁,也想回家。3月10日,梅先春从慈利到津市,兼任津市教堂主教,他终于能踏上回国之路了。湘西北信义会的芬兰传教士从1927年的22人,到1929年只剩下7人,跌入了谷底。

1937年12月10日,饶义廉抵达津市,这次是路过,他被派往20年前他创建的永顺教堂,他认为山里的人淳朴,容易相处。很快这里的土匪让他吃尽了苦头,他才真正理解了当年大庸传教士的艰难,面对残酷的现实,他结束了自己的传教生涯,提前回国。1940年1月,开始在芬兰基蒂莱(Kittilän)教堂担任牧师。

因此,Lund Pekka的《上帝的支持:研究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信仰对处理中国传教危机的影响》和《悬崖之巅:1926-1929芬兰传教协会在中国》和研究津市和湘西近代史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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