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上海近代法文化(2)

    这当中，《法律医学》是近代西方传入中国的第一部法医学著作，对促进中国近代法医学的诞生起了重大作用。《佐治刍言》虽然是一部阐述人与人相处和国与国相处之书，但里面强调了法治和国际法原则。可以说，傅兰雅与丁韪良，是19世纪下半叶翻译法律书籍最多的西方传教士，是19世纪将西方法学传入中国贡献最大的两位西方学者。

    4.著书立说

    西方传教士除了办教育、办学会和刊物，以及翻译西方著作，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学引入中国之外，还积极从事著书立说的活动，直接将自己对西方法学观和法律制度的理解与认识传播于近代中国。

    在这方面，必须提及的是西方传教士利用他们在上海所创办的《教会新报》(后改为《万国公报》)，频频地发表自己的作品，以传播西方的法学观和法律制度。如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于1881年4月至1883年7月在《万国公报》上连载名为《自西徂东》的长文，其中也涉及西方的议会制度、总统制度、立法程序、刑罚制度、监狱制度以及新闻出版和国际法等内容。

    此外，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编译连载的《中东战纪本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编译连载的《泰西新史揽要》等，也比较早地向中国传播了西方的法观念和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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