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讯(记者 黎史翔)“1937年12月,我这一辈子没有碰到过,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日本兵会那么野蛮。整个星期都在杀人、强奸……南京城里的外国人每天都看到这种事。”77年前,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的冒险记录,如今成为侵华日军暴行不可否认的铁证。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这段被认为是记录南京大屠杀唯一的影像资料每天循环播放。当年,约翰·马吉用镜头记录惨状,理由是“让大家了解真相”,而在中国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我们的追忆是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法晚记者几经周转采访到了约翰·马吉的子孙,以及其自传作者琳达·格兰菲尔德。“尽管距离我第一次观看影片已经15年了,但是现在我还是无法忘却那些犹如梦魇的记忆。”琳达这样告诉记者。
约翰·马吉的孙子克里斯则表示,“日本右翼分子应该清楚,我们从掩饰中学不到任何东西,但能从错误中得到教训。”
记忆梦魇
迫害惨状 八旬老人至今熟记
当记者提出采访要求时,现年已经81岁高龄的休·马吉有些为难,他是约翰·马吉最小的儿子。而面露难色不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而是这样的采访不得不勾起老人从影片中观看到的那段不忍回忆的历史。
休·马吉说,在南京沦陷后,父亲希望尽可能多地将发生在“日本人手中”的事情记录下来。而在自己小的时候第一次目睹这些影片时,自己自然地感到低落。影片中,一些中国妇女在日本入侵者面前下跪,苦苦哀求饶过他们丈夫一命。
几十载过后,休·马吉似乎没了小时候的“勇气”,内心变得非常矛盾。他说道:“现在我甚至无法鼓足勇气拿起张纯如的书(注:张纯如为《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作者,书中详细描述了约翰·马吉的故事)去阅读,尽管我能够在那里看到很多提及我父亲的地方和他的照片。”
不过,对于影片内容,休·马吉至今印象深刻。“遭受日本侵略者迫害的受害者,伤势很多都是非常严重的。其中一个妇女的头甚至被部分切断。而死难的中国受害者遗体到处都是,甚至运河中也漂浮着遇害者的尸体。”这些成了挥之不去的记忆。
不敢相信 有人类能够如此野蛮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期间,约翰·马吉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设立难民伤兵医院,参与救援了20多万面临被屠杀的中国人。约翰也是当时负责南京国际安全区的22名西方人之一。
琳达告诉记者,约翰·马吉先生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期间拍摄了8卷16毫米的影片。那些黑白胶片展示的是中国平民遭受迫害的情景。“刀伤遍布全身,近乎折断的脖子,深度烧伤的人民。男人、女人、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老人,到处都是伤患。”
琳达说,想必约翰·马吉在拍摄这些受害者的影片时,肯定感到非常不安。他是使用自己家用摄像机来拍摄这些场景的。而这一摄像机多年来所记录的,是他的孩子们在青岛全家度假时快乐玩耍的瞬间。同样的摄像机却要捕捉那可怕暴行的历史瞬间。
“老实说当我第一次看到影片时,我不得不闭上眼睛,因为那些画面让我感到非常不适。画面中的人物就如同我和我的家庭那般真实,所以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人类能够表现得如此野蛮。尽管距离我第一次观看影片已经15年了,但是现在我还是无法长时间地注目这些影片。它们犹如梦魇久久不能离去。”她说道。
冒死保存
朋友相助 大衣藏胶片冒死带出南京
琳达告诉记者,人们现在看到的影片,是约翰·马吉和其朋友冒着生命危险带出南京的。其中一段长约11分钟的影片,被当时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成员之一乔治·菲奇率先带出中国。
说起乔治·菲奇的经历,可谓是惊险万分。据媒体报道,美国人乔治·菲奇出生在苏州,应该算是一个元老级的“中国通”了,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费吴生”。由于护送救济品来南京,已经有了几次去上海的经验,所以将胶片带出南京他是最好的人选。
接到任务的菲奇,首先考虑的是把胶片藏在哪里。他知道行李是肯定要被查的,那就只有藏在身上。他把胶片缝在了一件驼毛外套的夹层里。缝好了胶片,菲奇就告诉他在上海基督教总会的朋友韦尔伯,让他给自己发一封电报,上面什么都不用写,只需要一句话,“(1938年1月)23号前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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