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最后一幕:佘山之役最血腥 传教士见证游击战(2)

　　程志强告诉记者，据多位当事人回忆和史料记载，国民党军政当局为了掩饰这次指挥上的失误，不但没有褒奖死守三日的67军，甚至对这支英勇抗战的部队进行诬陷，制造吴克仁军长投敌的谣言。

　　与吴克仁一同战斗的王公玙回忆道：8日午后（已是死守三日的最后一天），吴克仁军长手里擎着一支短枪，从小南门进来，满身污泥，满头大汗，一见由城墙下来的他，一把抱住，嘴里不禁感叹道：“老弟，你可以作证，你见过一位将官在第一线打冲锋的么？不这样怎么办！好在我活着回来，敌人也被我赶退了一大段路。”在守城部队几乎拼光，松江东、西、南三面城门被围的情况下，坚持到11月8日午夜，才从北门撤退。

　　11月9日下午，吴克仁在青浦、昆山交界处的白鹤港指挥部队渡河时，遭遇突袭而来的日军便衣队，不幸中弹牺牲，年仅43岁。他被认为是淞沪会战中殉国十几位将军中军衔最高的一位。

　　王公玙多次回忆松江战事时说到，“死守三日”的第三天夜里，不断有军官请求吴克仁略早撤退，较为有利。但吴克仁坚决认为，不至24时，不算圆满任务，所以坚持到凌晨才发出突围的命令。“如果他能提早撤出，便可安然抢渡白鹤港的苏州河桥，不至于牺牲在日军便衣队的乱枪之下。这种精忠不欺的精神，正是他值得我们纪念的地方。”

　　谷牧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及，经王公玙等松江之役亲历者的证明和力争，直到1989年清明，台湾方面才将吴克仁将军灵位加入忠烈祠。中国民政部在1987年追认吴克仁为革命烈士。

　　小范围的“血腥之战”

　　松江失守后，淞沪战场上的战事仍未结束。日军的先头部队是马队，他们冲杀过来时，不管是对中国士兵，还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见人就杀。杭州湾以北的中国士兵在各个孤立村庄设置路障，试图抗击日军。

　　“还原淞沪会战的最后一幕历史，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个人。”程志强告诉记者，法新社记者、丹麦人何铭生曾评价，松江失守后的佘山之役，是淞沪会战中最血腥的一战。

　　何铭生在《上海1937：法新社记者眼中的淞沪会战》中这样记录：“对日军第6师团的绝大多数士兵来说，对手（中国军队）就像一支幽灵部队，在远处如影随形、难以防范，并且总是先于他们撤退。他们很少停下来作战，也绝不拘泥于任何形式。”

　　但是，恰恰在佘山这一特殊的地点，双方以惊人的方式发生了对抗。两座孤立的海拔90多米的山峰矗立在一马平川的乡村地带。占据这两座山对于扼守上海以西的地区至关重要，因为松江和青浦之间的重要通道就贯穿于两山之间。

　　11月9日黄昏，日军第6师团一支先遣部队抵达佘山附近。晚上7时30分，夜幕降临，第一批中国士兵到达，当他们行进到离日军四五十米远时遭到枪林弹雨般射击，一排排战士倒下，但没有被击中的中国士兵继续向前冲击。日军中队长命令迫击炮向逼近的中国军队开火。炮弹在密集的人群及周围爆炸，造成巨大伤亡。

　　何铭生在书中特意提到一个场景：战事结束后，一名日军军官走下山坡检查战场，发现在血污成河的尸体堆里有东西在蠕动。一名中国士兵爬了出来，他站起身，却发现已被敌人包围，然后他拔出枪开枪自杀。

　　曾经在日本第6师团的准尉关赖平回国后，晚年拿起了画笔，这名曾经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人对侵略罪行进行了忏悔。

　　传教士记忆中的游击战

　　美国传教士步惠廉，在中国传教50多年，除了几年被派往上海市区和苏州，几乎都在松江度过。松江人亲切地叫他“步好人”、“步先生”。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松江遭到日军轰炸。已经70多岁高龄的步惠廉，踏上返回松江之路，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宣教和救济工作。

　　“步惠廉的儿子詹姆斯·伯克将父亲几十年在中国的经历，整理成了一本回忆录《MyfatherinChina》（《我的父亲在中国》）。”程志强告诉记者，这本“步先生”的回忆，很大篇幅提到了中国游击战，还原丰富了淞沪会战后的抗战记忆。

　　因为日占区通行证的办理等原因，1938年1月后，步惠廉重新回到松江。此时的松江，商业区不复存在，只有几家用复合板和塑料棚草草搭起的小商店。县城物资稀缺，物价通胀刚刚开始。但最糟糕的是，日本人让汉奸担任公职，一起搜刮民脂民膏，压榨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