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传教士在华活动述评(2)

利玛窦在华一直致力于基督信仰与儒家文明的对话，成就了一段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也为基督教中国化的思考提供了不少宝贵经验。利玛窦在中国，已经不仅是一位传教士，更是中外交流的一座丰碑。

除了利玛窦外，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同样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中西礼仪之争中，天主教中国化的积极支持者。曾在1654年代表耶稣会前往罗马，与反对的多明我会展开辩论。他得到了教宗亚历山大七世的支持，发布教令认可中国信徒可以在不违背基督信仰的条件下，参与祭祖祭孔。

卫匡国还是位伟大的汉学家，他编写的《中国新图志》详细介绍了中国地理、名山大川、风土人情等等情况，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此书也是西方关于中国地理学的第一部著作，卫匡国也因此被称为“西方中国地理学之父”。而他所撰写的《中国上古史》和《鞑靼战纪》两本历史著作，成为西方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参考，让欧洲人对于中国历史有个更全面、深入的了解。此外卫匡国还编写了一部《汉语语法》，是当时西方人学习中文的工具书。

除了上述两位，明末清初时期，还活跃着不少意大利传教士的身影。比如被称为“西来孔子”的艾儒略、水利科学专家熊三拔以及范礼安、郭居静、高一志、利类思、李科罗等等，都为福音传播与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在百年禁教时期，来华传教士不像以前那样，可以在中国各地自由活动。他们只能靠着一技之长而在宫廷内任职，寻找着宣教的时机。而在这些人中，有位意大利传教士颇为引人注目，他就是宫廷画师郎世宁。

1715年，郎世宁来到中国，此后被安排进了如意馆，成为宫廷画师。他大胆探索西画中用的新路，熔中西画法为一炉，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画法、新格体，堪称郎世宁新体画。郎世宁在华，历经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50多年，并参加了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极大地影响了清代宫廷绘画和审美趣味。主要作品有《十骏犬图》、《百骏图》、《乾隆大阅图》、《瑞谷图》、《花鸟图》、《百子图》等。

郎世宁除了作画，还非常关心福音在华传播的情况，甚至曾经冒险向乾隆皇帝进谏，希望他能宽恕因为传教而被处刑的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尽管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郎世宁在华宣教毫无建树，但在中西艺术交流史上，却占据了重要地位。

鸦片战争后，满清的国门被英军的炮火打开，中国因此进入饱受屈辱与奋发图强的近代时期。此时，天主教卷土重来，基督新教也开始深入中国传播。这一时期里，相比法国人为主导的天主教，英美为核心的基督新教，意大利传教士的作用，显得相形见绌，已经不像元代、明末清初那样突出了。不过有两位意大利人却在中国教会史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首先是罗马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1922年8月12日，为了打破法国人对天主教在华事业的垄断，教宗庇护十一世任命了刚恒毅为首任宗座驻华代表，领总主教衔。

刚恒毅来华后，忠心实行教宗的指令，积极推动中国天主教的中国化。他见到法国领事时表态到：“传教纯粹是超性工作。耶稣建立了一个至公的教会。在法国是法国人的，在美国是美国人的，在中国是中国人的。”“我不愿向中国人民要求可恶的特权，只要求自由传教和兴学，以得保障教会产权就可以了。”

为了加速中国化历程，刚恒毅果断地设立中国人主导的教区，并促成了六位中国主教的祝圣。他还积极倡导培养中国本土神职人员，推动弥撒中采用汉语，并允许中国信徒从事“祭祖祭孔”。他的这些举动，都得到了罗马教廷的支持，发布教令认可了这些事。可以说，在现代中国天主教本土化历程中，刚恒毅是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另一个意大利传教士则为思高本汉译者雷永明。早在意大利神学院时，雷永明看到天主教尚未将全本《圣经》汉译，感到非常震惊，于是决定开展这项事工。

1931年7月3日雷神父抵达上海，7月20日前往衡阳教区，次年成为小修道院院长。来华不久，雷神父就刻苦学习中文，他有极高的语言恩赐，很快就掌握了读写能力。1933年，他已经能熟练地运用中文进行教学活动。

1935年，他开始了《圣经》汉译事工，他广泛收集各种资料，力求以准确地掌握原文含义。1938年教宗庇护十一世知道了雷神父译经的事，表示极大的支持。这件事让他倍受鼓舞，他把牧会之余的时间都用来翻译《圣经》，甚至经常工作到深夜。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雷永明所翻译的思高本《圣经》得以在1968年出版。此后思高本成了华人天主教的通用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