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传教士在华活动述评

说起意大利和中国这两个文明古国的友好交往，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元代时期游历中国，并在西方介绍中华文化的马可波罗。

然而，还有一个群体在中意两国文化交流上贡献巨大，他们不仅在华传扬福音，介绍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架设两国交流的桥梁，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他们就是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

蒙古铁蹄的西征，引发了欧洲人的恐慌，但也让丝绸之路得以畅通，增进了东西方之间的了解。为了劝说蒙古大汗停止杀戮，受洗信主。罗马教宗英诺森四世遂派遣意大利方济各宣教士柏朗嘉宾出使蒙古。柏朗嘉宾来到哈拉和林会见蒙古大汗贵由。尽管此行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但拉进了教廷与蒙古的关系，从而为元代天主教入华打下了基础。

马可波罗第一次回国时，根据忽必烈的要求，请教宗派遣宣教士来华。教宗尼古拉四世得知后，他看到遥远的中国有很多人未听过福音，因而十分注重中国的宣教事业，他派遣方济各会士、意大利人孟高维诺前往中国。孟高维诺沿陆路经东欧、西亚、波斯等地到达印度，并在此乘船前往中国。经过4年多的长途跋涉，1893年，孟高维诺沿着在泉州上岸，又北上2000公里，次年抵达元大都。此时，忽必烈已经去世，他的孙子元成宗铁穆耳继承其祖父对福音的开明政策，优待这位远道而来的宣教士。不久，成宗就准许他在中国传教，并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

此后，天主教在元代得到广泛传播，安德烈·佩鲁贾、鄂多立克等许多意大利宣教士都沿着丝绸之路（含海上）相继来华，而大都、泉州等地都设立了教区。在元代福音事业上，绝大多数都是由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负责，他们为基督信仰在华传播，做出了贡献。

随着元朝的灭亡，教会在华的发展暂时中断了。但人类历史很快迎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先是哥伦布、达伽马等航海家开辟了新航线，人类历史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东西方之间的往来日益密切。而在欧洲大陆，马丁路德点燃了宗教改革之火，极大冲击了罗马天主教的势力。教廷为了寻求发展，就把目光放在了海外。

大航海时代以及宗教改革的影响，让天主教得以开展大规模的全球宣教浪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又有一大批意大利传教士来到了中国。

1582年8月7日，一位年轻的意大利神父在澳门上岸，他在此刻苦地学习中文，为进入中国宣教做准备。他就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赫赫有名的利玛窦。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进入了中国内地，在肇庆建立了第一座教堂。此后利玛窦辗转韶州、南昌、南京等地，并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

利玛窦非常欣赏中华文化，称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

因此利玛窦采用基督信仰结合中国文化的方式传福音，得到了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促进了福音在华扎根。正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所指出的“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地道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教宗还认为：“利玛窦神父确信信奉基督，不会损害中国文化，相反会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完善……今天，利玛窦的形象以及他的著作，重新呈现到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中，象征着中国现代化步伐发展的进程。”

利玛窦所采用的将基督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方法，历来都成为很多宣教士选择的方式。此举也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最早实践，利玛窦在福音宣教与神学思想建设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而在中西交流方面，利玛窦更是居功至伟。他大力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艺术等科学文化知识，令国人打开眼界，对于世界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比如利玛窦所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让国人第一次世界的概况，打破了原来的“天圆地方”的认识，知道地球是个圆体。

利玛窦所著，传教士金尼阁整理的《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的一书，不仅详尽记录了利玛窦在中国的宣教、侍奉经历，更把当时中国的情况展现出来，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