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东林党而起的是复社,称为“小东林”、“嗣东林”。其实,复社具有更多的民间性质。崇祯皇帝勤于政事,励精图治,想收回王权。但东林开辟的风气已经蔚然全国,民间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方面的力量非常很强大。以结社为例,各地的各色社团多得不可胜数。这一时期的天主教活动采取了很多民间结社活动,以配合复社。
利玛窦
崇祯二年(1631),太仓张溥联合江北匡社、中州端社、松江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江南应社,成立复社。和东林书院一开始就议论政治不同,复社成立时是标榜研究古学,复兴文化:
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弋或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致泽民,人才日下,吏治日偷,皆有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复社。
天主教徒也组织起来,成为明末民间力量中的一支。当时王徵在陕西立“仁会”,已见前章介绍。崇祯七年(1634),王徵在家乡建立天主教平信徒慈善救助团体“仁会”。在《仁会约》中,王徵交代立会宗旨:“西儒所传天主之教,理超意实,大旨总是一仁。仁之爱用有二:一爱天主万物之上,一爱人如己。真知畏天命者,自然爱天主。真能爱天主者,自然能爱人。”仁会强调“天”和“人”两方面的结合,看似像“天人合一”之类的儒家命题,其实它反映了基督教给儒家思想带来的变化。“爱天主”无疑是灵性信仰,“爱人”就经常会有世俗的做法。这是一个“灵与肉”、“天国与现实”、“宗教与社会”的西方近代文化中的普遍命题。以此观点看,仁会是一个以共同信仰作基础的平信徒之间的世俗利益团体。仁会“以救饥、衣裸、施诊、葬死、舍旅、饮渴七端为急务”。这些社会救济服务工作和传统的善堂没什么两样,但不可忽视的差别是:中国的善堂一般是同宗同族、同行同乡的组织,而仁会是同信仰的基督徒的组织。在经营上,仁会也有西化色彩。入会者每天出银两一分,作仁会基金。另“有会督、会辅,专司贮收、易置、传银、散给等事”。用会员制,分享权利和义务,设专门的财务和监督,是一种相当西化的社会团体。
澳门的利玛窦铜像
“仁会”是天主教徒的全国性组织,在杭州,杨廷筠用一千元作本金,组织“兴仁会”,以帮助教徒的生活和学习。“兴仁会”的活动包括设立义馆,让幼童入学。据《口铎日抄》的记载,福建基督徒也有很多会社,相互以“社兄”、“社弟”相称。有福州“普终会”、泉州“贞会”、永春“主保会”、福清“圣母会”。艾儒略神父的态度是支持这些会社,向传教方向引导。在上海附近,潘国光神父指导了三个社团:“圣母会”、“天神会”、“苦难会”。“圣母会”敬礼圣母玛丽亚,“苦难会”敬礼耶稣。活动日在礼拜天,在圣堂观像默想,最后自打苦鞭,赎罪补过。这两个社团的宗教性较强。“天神会”则是一个和王徵“仁会”、杨廷筠“兴仁会”相似的教徒互助团体,它偏重于儿童的教育和培养。上海地区更世俗化的社团是松江“文人会”,这是一个与几社同时同地活动,同样以科举成功为目标的社团。记载说:
中国人眈嗜文章,故这会的成绩很是可观。教士借给各种书籍,叫他们各自选取,悉心研究,于是文学理学双双并进。每见一般用功深沉的,入场考试,大都列入前茅。为此缘故,教士们译了算学书、《四史圣经》、《弥撒经典》、《圣事礼仪》、《圣多玛斯超性学要三十五卷》、《圣经直解》、《圣人行实》等等。还译拉丁大家西塞禄(Cicero)、塞纳加(Seneca)及其他哲学家之伦理书籍。
一般的理论认为基督教在中国文化缺乏基础,社会活动不够活跃。但是明末天主教结社运动表明,中国天主教徒曾经建立了非常积极进取的民间社会组织。“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文人会”鼓励教徒参加科举考试。他们也讨论制艺举业,从事“选政”,让入教儒生争取科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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