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西传三百年(2)

西方人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他们认识到复杂的汉字的确是由简单的汉字或部件组合而成，但是汉字中最重要的表意的部件并不是部首。19世纪英国传教士马士曼的《中国言法》提出了汉字中根字（primitive）、构字部件（formatives）和派生字（derivatives）的观点。他指出，部首仅是根字中的一个部分，同一字根派生出的新字与根字之间的关系是字音相近、部首不同。这一问题的发现，促进了19世纪中后期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对汉字音形义关系的积极探讨。他们开始注意到构字部件的表音功能，从而进一步推导出语音相同相近汉字在意义上和语源上的关联性。

19世纪正是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盛行之时。欧洲人对词源的研究以语音为起点，通过比较亲属语言之间意义相同且语音有对应关系的词来确定同源成分，这也是由印欧语言字符的表音性所决定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对汉字从“形”到“音”的转变与这一历史背景有一定的关系。传教士们逐渐走出了对汉字形体神秘解读的执念，以更加科学客观的态度分析结构汉字，从而发现真正的汉字要诀，进入了真正的语言学研究的视野。

汉语语法：从削足适履到求同存异

欧洲的语法研究起步较早，16世纪时传统的拉丁语法已经相当成熟。相比之下，中国虽有《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等汉语言研究的专著，但较侧重于语义与音韵，对汉语词法与句法的系统性研究较少。就连grammar一词的对译词“文法”也是清末从日语中借来的。

早期传教士的汉语语法研究都是以拉丁语法为依托。1652年，卫匡国完成了《中国文法》一书。他将汉语划分出十大词类，并在动词部分对汉语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有所介绍。1703年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依旧沿袭拉丁语法，进行词类划分，并对其形态和范畴进行描写。除此之外，对汉语的一些造句规则（主要是主动句型和被动句型）也进行了归纳说明。1728年，马若瑟的《汉语札记》首次区分了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语法规则，指出了汉语中“实字”与“虚字”的区别。不过马若瑟并没有依照拉丁语法构造汉语语法规则，而是从语言事实出发对汉语进行描写，这样的做法更符合汉语言的实际情况。

进入19世纪，随着欧洲汉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和专业学者投身于汉语的语法研究中。法国汉学家雷慕莎的《汉文启蒙》在词类划分的基础上，探讨了一些句法规则，并指出汉语的语法不能用西方传统的拉丁语法去生搬硬套。在传教士方面，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其系统性比之前的语法专著更强，但主要内容还是集中在词法上，句法部分只归纳了九条规则，仅占五页篇幅。马士曼的《中国言法》在汉语语法本体研究上，也是由八大词类入手着重讨论词法，对句法的讨论较为简单，甚至有时句法与词法的界限并不清晰，将许多构词法放入了句法部分。艾约瑟的《中国官话语法》在前人基础上有所进步。除词法外，他对汉语句法规则的考察也颇为详细，这是此前西方人研究中所少见的。

整体看来，16至19世纪西方人所构筑的汉语语法体系自始至终都有着“拉丁化”的烙印。不过，随着认识的加深，他们也敏锐地认识到了中西语言差异。例如万济国提出“词无定类”的思想，后被《马氏文通》所吸收。马若瑟则是脱离了拉丁语法研究的范式。汉语中的虚词、语序等问题也逐渐进入到研究视野中。汉语语法的研究开始从“削足适履”式的套用慢慢走向“求同存异”式的共进。（作者：邵则遂 陈晨，分别系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教授、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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