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传教士汤若望冤案：验证日食获胜反被判凌

核心提示：之后，又做一次实验，由中国、回回和西洋三种历法来观测，同时预测日食时间。结果南怀仁等人根据西洋历法预测的日食时间和事实相符，他预测得很准，最为准确，要说是这件事情应该给汤若望带来好运，结果是并没有带来好运，反而加重了他的刑法，由绞刑变成了最残酷的凌迟。

汤若望（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2010年10月27日第C5版，作者：赵连稳（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编审、副主编。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文化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学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学研究所理论室副主任，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原题：《传教士汤若望冤案始末》

■专家讲述发生在清初的欧洲著名传教士汤若望冤案经过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北京从事哪些活动

■冤案的背后既有中外文化的撞击，也有人事的斗争

明末清初这些传教士他们在中国主要是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比如，为了传教还学习中国的汉语，把中国的文化往西方介绍，把西方的文化往中国来介绍，这起了一个交流的作用。

汤若望，德国人，明末清初活跃在北京政治舞台上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先后在明朝和清朝的钦天监任职，顺治皇帝还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因其所制历法遭到朝中保守大臣的反对，遭诬陷而下狱致死。康熙亲政后重新审理了此案，为汤若望平了反，通过汤若望这个冤案，我们可以窥见清朝初年朝政的跌宕起伏。

●传教士在京●

■在众多的来华耶稣会教士中，以利玛窦和汤若望最为著名

■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制造天文系

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北京的活动。元朝时，中国的丝绸、造纸术、火药、印刷术等发明都传到了西方，西方的一些传教士来到中国，但为数不多，如马可·波罗。明朝嘉靖三十一年开始，一直到清初耶稣会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但规模也不大，几十号人。他们这些人用劝说和教义来教诲人们，扩散其影响。在众多的来华耶稣会教士中，以利玛窦和汤若望最为著名。

利玛窦是明末清初来中国的第一个有名的传教士，这个人加入耶稣会后曾接受东方传教的培训，对中国儒学有所了解。来到中国后，他把传教和儒学相结合，谓之“合儒”，尽量地中国化。他了解士大夫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为了博得他们的信任，他用十五年的时间钻研儒家经典。他精通汉语，一面教学，一面传教，利用他的西方科学知识和已具备的汉文化修养结交权贵，像万历皇帝，宰相叶向高、徐光启，大臣李之藻、袁宏道，都是他的好朋友。这个人死后葬在了北京，现在在北京市委党校里边有很多传教士的墓地，其中他是第一个。

利玛窦他们当时耶稣教会为什么往这儿来呢？因为《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游记当中写中国如何如何富裕，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看美国一样，去了都能捡黄金。这个书在西方影响很大，所以这些人由于对财富的觊觎，对传教，对扩大教会势力的渴望到了中国，利玛窦是第一批人。

汤若望这个人出生于德国科隆的贵族之家，性格比较活跃，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被保送罗马的日耳曼学院，在欧洲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天文、数学都有研究。1619年受耶稣会派遣在法国神甫金尼阁的带领下到达澳门，明朝天启二年进入广东，同年12月25日到达北京，1630年再次进京，继任已故教士邓玉函之职，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制造天文系，在中国生活了47年。这个人就基本上把一生都献给了传教事业，都在中国活动。

汤若望精通天文历算，他以对月食的准确测算赢得了户部尚书张问达的赏识。当时中国历法已经不太精确了，经常出错。

明朝末年徐光启奏请开设历局，就是修订历法的一个机构。徐光启做过宰相，这个人比较开明，他因看到了西方科技的进步，比中国先进，所以他对此进行了研究和学习，采用西洋新法推算中国的历法效果很好，这样徐光启对西方传教士更加信任。

到了崇祯七年，《崇祯历法》137卷修成。崇祯十六年，皇帝下诏，把《崇祯历书》改称为《大统历法》，准备实行，但还没等到颁行，明朝就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