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幼章：长在成都的传教士(2)

在忠州，文幼章还陪着另一名传教士医生出诊，给当地穷苦的老百姓看病。而当地人也很欢迎他们。日子久了，文幼章已经是一口标准的四川话，和村民们摆起龙门阵来一点问题也没有。此后，文幼章在中国呆了不少年头，后返回加拿大。

公园里的激情演讲

倘若说成都在少年幼章的心中是一首充满情趣的童话诗，当他在上世纪40年代以传教士和英语教师的身份从加拿大回到四川，遭遇更多的是浪遏飞舟的激情。

40年代时，文幼章曾在重庆，他见到了周恩来，有过一次促膝长谈；又和龚澎结为好友，友情联系达15年。他还曾来到成都，当上了教师。

当时的文幼章，主要在华西协和大学授课，兼任张群和刘文辉的家庭英语教师。他住在华西校园的11号楼，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别墅式洋房，带地板的书房宽大明亮，冬天，书房里放有火炉，文幼章习惯躺在藤椅上，双脚放在炉前的一个木板凳上取暖。他同进步青年组织“星星团”的学生们往来密切，常常用开水沏茶招待大家，一边喝茶吃花生，一边讨论国家时局。他的住处，宛如冬夜里的一支红烛，分外温暖。

1945年12月的一天，少城公园里举行了数千人的群众聚会，声援昆明联大发起的爱国学生运动，当文幼章教授出现在保路纪念碑的讲台上，听众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从他身上，能真切地感受到全世界对中国学生争取民主与和平的同情。

他刚开始讲话时，忽然出了一件可怕的事，一个穿军服的人把手榴弹扔上讲台。但文幼章没有被吓倒，他的反应是继续演讲，讲得比开始还要鲜明有力。

40年后，他的儿子文忠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少城公园标志着他生命中的转折点，‘十一号住宅的耗子’引导着他越过鸿沟，从空想的知识分子改良观点转到献身革命的观点。献身革命者相信，历史上社会变化的根本途径和必由之路，就是‘叫有权柄的人失位，叫卑贱的人升高。’”

重回华西坝

到了上世纪50年代，文幼章多次回到中国，当然，他的四川口音一点也没改变，郭沫若曾赞扬他，说他是为数仅存的几个把汉语讲得和中国人毫无区别的外国人之一。

1956年，文幼章来到成都，重温童年时代的美好记忆──花会。据说，为了迎接他的到来，青羊宫的花展提前了一天开展，以示欢迎这位成都的老朋友。当然，他也没忘记去看一看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４０年代时，他在这里生活过，还曾发表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住过的房子，依旧保留着。

1983年，白发苍苍的文幼章再次回到成都，和新老朋友们一起在华西医大校园里漫步。寻访旧地，触景生情，他的四川话就像都江堰开闸放水一般倾泻而出，简直地道极了。兴头之上，他随口道出四川轿夫“天上月光光、地上水凼凼”的顺口溜，令人叫绝。

在银杏树洒满绿荫的小径，在夏荷传送幽香的湖畔，在独树一帜的华西钟楼前，文幼章又一次陶醉了，他感慨地说，我终于呼吸到童年那快乐而自由的空气。同“星星团”的老朋友们重逢简直像在梦里，当年的少年如今已是两鬓斑白，可是他们的歌声还是那样年轻。

又过了10年，文幼章去世了。按照老人生前的心愿，他的骨灰飞越重洋，由儿子文忠志带到了成都，撒到了他的出生地──乐山的江中。据他的生前好友回忆，抛撒骨灰那一天，江面雾蒙蒙的，依稀可见如屏的青山。轮船拉响汽笛，向这位可敬的老人致意。文幼章这颗跳动的心终于可以安宁了。（申再望 列北）

 
文章来源: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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