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幼章：长在成都的传教士

文幼章是一名致力于和平事业的著名人士。这位加拿大传教士在成都度过了童年时代，他曾操着一口地道的川话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激情演讲，也曾在华西协和大学当过教师。他一生的诸多经历，都与成都有莫大的渊源。

1895年，一位加拿大传教士带着妻子从成都九眼桥乘船到乐山定居，3年后，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文幼章出世了。文幼章，意为“文学的新篇章”。

成都度童年

1904年，6岁的文幼章随家人迁居成都，度过了他快乐的童年时光，这座古老而平静的城市，在异国少年心中留下了梦一般美丽的印象。

他儿时的回忆，有许多是和中国仆人的孩子们玩耍时获得的欢愉。放风筝，是他最为难以忘怀的经历之一。有的风筝的形状如龙，长达四十英尺，当风筝高高地在天空飞翔时，风筝线形成一条大弧圈，向下低垂，好像是要情不自禁地去亲近附近大院的围墙似的。要是在风筝线上系上一条线，末端再拴上一块石头，然后将石头调整到弧圈处，用它去捕捉别人的风筝，那真是一种没法抗拒的诱惑。

父亲总是告诫他们说，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然而，他们却很开心。他和弟弟两个小野人，在有围墙的教会大院里毫无顾忌，享受着自由竞争中弱肉强食的快乐。

记忆中，在教区的最早的童年生活，几乎都是同违科犯禁的事所带来的乐趣有关。小兄弟俩常常溜到街上去买滋味无穷的糖果，不理会“吃了要生病”的多次告诫。试想一下，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毫无卫生可言，“我们居然没有死于霍乱、痢疾或伤寒热，这真是一个奇迹”。另一个犯禁的乐趣是到印刷所徒工食堂去美美地吃一顿爽口的中国饭菜。文幼章坦诚地说，这段经历使他养成了日后与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人们和睦相处的卓越能力，使他置身中国却毫无种族差异之感。

家中的厨师老杨，对文幼章的心理有很大的影响。文幼章回忆说：“我们的厨师老杨是一位性格坚强的人，要教训我时，他绝不犹豫，有时他甚至毫不留情地打我的耳光，给我讲什么才是得当的行为举止。他像是我的一位叔叔，使我感到我们家里有了一位中国成员。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我从来没有任何种族偏见。”

一年一度的菊花展览，同样也迷住了文幼章。傲霜的秋菊，连同行吟的诗篇，让幼章觉得妙不可言。不过更让他好奇的是公开的斩首示众，因为刑场就设在教会印刷所大院紧临的校场上，那里扯起了大篷，要连唱三天大戏，还要赏给死囚酒肉饭菜，令人眼花缭乱的川剧服装和武打场面，动人心魄的紧锣密鼓，还有那热气腾腾的锅盘碗盏和哭天喊地的囚犯，简直就是一台火爆的悲喜剧。虽然父亲想冲淡幼章对这些事的兴趣，幼章仍然爬到墙头上去尽量看个够，没看到的则由中国孩子活灵活现地讲给他听。

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直到他到重庆去读英国的教会学校才告结束。

携妻赴中国

文幼章后来被父亲送到重庆一所学校读书，他整日调皮捣蛋，不是在草地上疯玩，就是偷跑去打球，让老师头疼不已。在学校读了两年书后，无可奈何的母亲只得把他接回家自学。文幼章觉得在家里要比在学校自由得多。1910年，他随父母回到了加拿大多伦多。

因为父亲的言传身教，文幼章也成为了一名传教士。此时的他，已不再是个调皮的孩子，而是个风度翩翩的少年。1925年，因参加会议，文幼章和一名叫玛丽的美丽姑娘坠进了爱河。同年6月，两个年轻人在泰晤士河岸举行了婚礼。婚后才4个月，两人就乘坐“澳大利亚女皇号”轮船，踏上了中国之行。

这年年底，夫妇俩来到四川重庆，他们原本应该到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先学习一年中文，但玛丽当时已有６个月身孕，不能再颠簸着赶路，只好先住在朋友家，在这里，文幼章使劲读着中国古书，还四处找人聊天，练习口语，了解风土人情。

大概半年后，文幼章夫妇来到忠州（现重庆忠县），住在城外山上一幢改建了的破房子里。虽然房子都快塌了，但两人还是很高兴，因为总算有了个家。

玛丽曾在信中写道：“我到中国来，就希望住在这么一个屋顶下，西式房屋根本没有这种屋顶。”文幼章也赶忙动手，找出工具修缮房子和家具。文幼章把房前的院子命名为“福盛堂”，还给妻子取了个中国名字──文月华，意指月亮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