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传教士批判有悖于我的科学训练(2)

　　“希望他们能够驳倒我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付诸情绪和上纲上线。我的研究，根本没有反对民企发展这种片面非学术的判断。”郎咸平坦然说，“在商业社会里面我是个普通人，但是在学术研究方面我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孤胆英雄郎监管

　　郎咸平在1998年一度准备重回美国延续学术生涯，当时盛意拳拳延揽他的包括芝加哥大学等著名大学。而到了2000年，因缘际会，一位由香港中文大学回到北京大学任教的学者，把“在亚洲极少见的采用大量案例剖析企业融资财务课题”的郎咸平请到北大教课，从此，这位埋头研究十余年但天性极为活跃的郎教授就找到了一个他最能够发挥的舞台，凭着对内地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的独特见解一炮而红，“郎监管”形象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2001年初，郎教授只身犯难，给香港立法会提出对新香港证券期货条例的修订意见，其后引出了十大国际投资银行联合发表专文的强烈反击。虽然最后郎咸平的修改提议一如意料，不可能改变现存体制，但是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郎咸平的学术研究水平。经此一役，郎咸平在资本市场上的孤胆英雄形象不胫而走。只是自此以后，郎咸平对于香港资本市场的建设和监管不抱幻想，更多把关注和精力放到了内地。

　　对于过去和内地企业的坎坷合作，郎教授进行了回顾。

　　2001到2002年，他在大鹏证券的综合研究所做顾问。

　　郎教授出任这个顾问的职责，是把中国证券市场上面的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模块化，从而方便大鹏证券的投资者，可以更加清楚容易地知道公司的基本价值如何。不过这个项目后来没有成功。

　　“这个工作需要大量的IT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复杂的流程不是我的强项。”郎咸平承认这个合作后来难以为继，他也认识到在中国进行基础研究，确实很容易失败。

　　2002年1月，香港主板上市公司港冠集团(即第一龙浩农业策略控股有限公司)委任郎咸平为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公司的策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后来，他又被委任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兼审计委员会主席。

　　“出任这个独立董事，也是想了解到底中国企业之中的独立董事是怎么样的。”郎教授没有想到，这个独立董事给他在2002年带来了不少批判。因为第一龙浩的负责人和德隆唐万里曾经担任某农业委员会的理事，就因为这个非常间接的关系，所以某媒体开始捕风捉影，对此郎教授只能苦笑：“幸好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没有跟德隆系投降，我一直坚持批评的态度直到今年德隆的事情水落石出。”

　　不过，由于不愿意再蒙受瓜田李下之嫌，所以一年任期一到，郎教授就辞去了第一龙浩的职务。

　　而在另一家后来风传与德隆系有关的西安健桥证券，郎咸平也一度出任首席经济学家。

　　“这也是2002年初开始的，进行的是定向保险债券的项目研究，围绕着湖北省水患灾害的保险债券而进行，比较适合我的研究专长发挥。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之中，招聘人手遇到很大困难，找不到合适的员工，实在无法完成这个研究。”郎教授说这次合作也是失败的，双方的合作在2003年初就结束了。

　　“这些企业顾问的行为，和我的学术研究是不冲突的。”郎咸平不讳言合作的不成功，但是他说时刻提醒自己不能牺牲学术的独立。由于现在证券公司也好，上市公司也好，往往会和各种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避嫌，也为了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我现在不当独立董事，也不当企业顾问，这是维持独立性的一个重要办法。”郎教授强调。

　　“我希望，那些被我学术批评的企业，应该考虑的是怎么尽责地为中小股东创造效益，而不是考虑怎么样把我名声抹黑，因为这样对你的企业无济于事！”郎教授不能忘记的是，2002年，德隆把对郎教授的批驳文章，结集成为一本名为“德隆事件的反思”的书，作为对郎咸平的一记重拳。“他们把那么多时间精力放在这些事情上，还不如请我去认真讲一次课，吸取教训调整公司，这样说不定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的结果。而且当时的讲课费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不到。”郎教授说来颇为唏嘘。

　　“我只是一个普通但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学者。”郎教授一再幽默地强调，“我不是不言利的人。为了赚取私房钱，我现在讲课和出席论坛都是收费的，而且明码实价，不过我一视同仁，无论是我欣赏还是我批评的企业，来找我讲课都是欢迎的。当然，每个企业都理解，我只是靠数据说话，因此在演讲和授课时常常会出现让企业老总尴尬的场面。但是我这种风格反而引起了企业的尊重，企业家反而希望我尖锐地批评他们，我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家们最让我欣慰的一点。而且，就是因为我这种靠数据说话的态度，让我在国内市场非常受到欢迎”。

　　不会理财更无遗传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