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诗性文化与中国文化自觉(2)

这种反理想的理想主义实际上不过是另一种“残酷的幻象”。如何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幻象中觉醒过来，学会在现实土地和真实社会中去感受、思考和生活，是中华民族在“人的现代化”问题上最重要和最关键的一步。

“民族大脑”以何立身

近些年来，我们一再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和困境：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有明确的主张和方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基础，与西方在政治和社会形态上划清了界限；但在文化和价值体系上，不仅战略意识觉醒得较晚，而且一直不怎么在深入研究并直面中西之间的必然矛盾及本质差异上下功夫。由此导致了意识形态与学术理论、上层建筑和生活世界的严重失调甚至对立，使我们的政治理念和主流文化缺乏应有的社会土壤和环境氛围。这主要是作为“民族大脑”的学术理论研究出了问题。

我把这个问题称为“可怕的相似律”。大而言之，就是将“五四”运动与西方的文艺复兴作简单类比、简单按照西方历史分期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历史过程；小而言之，如把中国的“道”比拟于西方的“逻各斯”、把中国的“壮美”混同于西方的“崇高”、把中国的庄子比附于西方的海德格尔等等。

具有上述“特色”的学术研究所揭示和论证的“中西一致或相似”并非源于历史和自然，而基本上都是按照西方的某种理论及其深层需要演绎和叙述的。正如黑格尔早就讲东方人一见到“统一”就忘掉“差异”一样，如果有关中西文化的各种相似与一致性研究，只是把“中国存在”变成西方文化逻辑的“感性材料”，最后必然只有“西方的中国”而没有“中国的中国”。

要想为现代以来奋发有为的中华民族找一块藉以立足和喘息的“安身之处”，就必须从更重要的、存在于中西相似表象背后的根本性差异出发。这是因为，西方文化的本体结构已十分清楚，不仅有一整套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做后盾，同时也随着其经济、军事和文化霸权的全球化而成为世界主流话语。

起步很晚的中国学术，由于从一开始就缺乏“中国不同于西方”的“自我意识”，所以在20世纪的100年中，不仅在程序上缺乏对西方理论合法性的必要审查和检验，甚至还会把与西方是否一致看作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针对上述问题，我曾提出“区分东西”的文化研究策略。其核心是：明确建构中国文化本体（以避免所谓“伪汉学”流行）与西方文化本体（以避免所谓“伪西学”泛滥）的结构性差异，为真正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学术开辟出本体论园地。

我还认为，有必要提倡一种“中西不比较研究”，即提倡一种平行进行的、关于各自真实存在的研究。这是客观接触西方世界（不同于“凡西必好”或“凡西必坏”）以及正确解读民族传统和历史（不同于“凡古皆国粹”或“凡古皆糟粕”）的逻辑起点。

转眼21世纪已过去十余年，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战略在全球攻城掠地、同时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围剿日渐紧迫的背景下，延续过去的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兵分两路”的全面反击战略——

一是在经济和科技上，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重点落实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两大国家战略，改善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自然资源与环境条件，增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实力；

二是在政治和文化上，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重点落实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三大国家战略。其中的道理在于，如果说，学习西方的目的是成为现代人，那么，承续传统的主旨则在于发展为现代中国人。

就当下急务而言，对内应在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建立起全面的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奠定更深厚的基础； 对外则是建立并努力在全球推进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文化安全的概念、范畴、理论、方法、价值和标准，体现一个大国应有的理论话语权和文化示范作用。

文化研究应有战略意识

在当下谈中国文化建设，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积贫积弱，另一方面由于西方文化的黑云压城，当然殊非易事。但当下最关键的，还是缺乏文化研究的战略意识，即我们从事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和意义？这既是在任何具体研究之前必须解决的大前提，也是整个研究进程中不可须臾分离的“道”。

现在我们不是没有中国文化研究，相反，成果还很多。其大体上可分为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