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诗性文化与中国文化自觉

●由于从观念到工具很多东西都是源于西方的，所以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就似乎总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异化怪圈，即，我们越生产，我们就越缺乏；我们越创造，就越没有创造的能力

●如果说，学习西方的目的是成为现代人，那么，承续传统的主旨则在于发展为现代中国人。重建中国诗性文化，既是“为往圣继绝学”，也是“返本开新”

最近一段时间，中华诗词在当代的命运成为公众十分关切的话题。这正说明了，美轮美奂的中国古典诗词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所特有的内在密切关系。

联想到近代以来，以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坚船利炮”为代表的物质文明为先导，以20世纪初期西方“德先生”、“赛先生”为代表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为中坚，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文化”为代表的理论与文化思潮为殿军，一种“以西方之标准为标准，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的心态由表及里、由外而内的现象并不鲜见。

这让人不由感到，当下对中国诗性文化的传承与演绎，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教育、传播领域。不无夸张地说，这是一个需要与国家文化自觉联系到一起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能否从幻象中醒来

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诗哲论》中，我第一次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概念，认为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等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

在2004年，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中国在文化上的创造越来越少；从人文思想资源这种形而上的“道”，到生产工具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个过程与中国诗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可惜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问题都没能得到较好回答。

在2006年的一次演讲中，我自己尝试着提出了一个解答：因为与诗性文化一同消亡的，还有我们民族诗性的精神机能与生命本体，包括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的感官、直觉、心理、思想与创造力。而与此同时，是我们在文明上与西方日益趋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风格与特征。尽管我们仍在生产与创造，但由于从观念到工具很多东西都是源于西方的，所以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就似乎总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异化怪圈，即，我们越生产，我们就越缺乏；我们越创造，就越没有创造的能力。

我们几乎很少有一件劳动成果可以与西方彻底区别开，具有所谓的原创性。我个人的看法是，这表明，一旦失去了诗性文化，我们就只能充当其他强势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们的意图去生产与消费。对这个问题，我们实在不能不警醒。

绕了一圈，回到开始时的话题。为什么我们有些文化人，总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而且主动充当西方文化殖民的工具？我认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经过了20世纪近百年的“西方化”，经历了21世纪以来同样是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之后，一些人天真地以为“世界大同”了。

而实际上，自从“国家”这个概念产生以后，东西南北从人心到思想就再也没有真正“同一”过； 不同民族和集团的政治需要与利益冲突，和他们各自的文化传承与创造也从未脱离过。

但这种过于浪漫的信念和过于善良的愿望，却给我国思想和文化领域带来了两大普遍性问题：一是不怎么关注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隐藏在文化深层次下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矛盾； 二是不怎么知道如何表述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以便捍卫处于较弱地位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与价值安全。主要在西方理论、标准和价值体系主导下形成的“世界大同”，会不会在实质上只是一种关于人类、文明、历史、社会、文化和心理的“残酷的幻象”呢？这是可以讨论的。

“残酷的幻象”这个概念源自大漠旅行家，用来表达那些在大漠中走投无路的人们在临终状态的所思所见——在人间从未品尝过的甘泉与佳肴以及一生从不曾得到过的幸福与安宁。在2006年出版的《一个人的文化百年》中，我第一次把它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来使用。

我感到，在20世纪的中国主要有两种“残酷的幻象”：如果说，世纪初，人们以为，只要从西方引入现代文明制度，就可以解决中国文明的根本性困境，并从此走上民主、独立和富强之路，这种理想主义不过是一种幼稚而天真的梦幻； 那么，在世纪末，人们又以为，只要引入西方的后现代文化，就可以消解中国从体制到观念中的所有问题，并从此获得个体真正的自由和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