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风村”唯一的老师(3)

“我们这一代已经毁掉了，我不能看着下一代也毁掉。”这名中年老师说。他每说几个字就要停顿一下，黝黑的脸憋得发红。而在课堂上，他讲话流利，没有一点磕巴。

这名小学老师37岁，是这个“麻风村”的第二代，他的学生是第三代。1953年，部分麻风病人被集中到崇山峻岭中“隔离”，并有专人在路口设卡，限制麻风病人出去。他的父母均是麻风病人。早在他7岁时，父亲的手掌就全部烂掉，只能爬着走。母亲的手掌也只剩大拇指，勉强能提东西。彭绍贵身体健康。

1999年春节，村里一名代课老师对彭绍贵说，他和另一个同事，都不想干了，问彭绍贵能不能到村里任教。

“你不干的话，这个学校就要关门。”代课老师对他说。当时学校有30多个学生。

没多久他就上岗了，成为村里的代课老师，月工资138.5元。此前打工3年间，他的月工资最高可拿到2000元。

“不是这个村的人，很难理解我当时的心理。”彭绍贵说。

和村里其他人一样，这名小学老师从小就背着“麻风病人”的重负。一次他和小伙伴沿着羊肠小道，偷偷跑到10多公里外的集市。卖东西的人不敢用手接他们递过去的钱，一边用镊子夹住，一边念叨：“麻风儿还出来祸害人”。

还有一次，他跑到乡政府所在地寄信。工作人员一看信封上的落款，大声叫嚷着赶他出去：“麻风儿，谁叫你来的？叫你们管理员来。”他哭着跑回家。一路上，树枝被他折得七零八落。

两次下山经历，都让彭绍贵感觉到“屈辱”。那时他常听岳飞、杨家将等故事。他暗暗发誓要当个英雄。

这种“屈辱”感一直延续到他成年。打工时，他身份证上印的住址是“康复社”。当别人问起康复社是什么地方时，他就扯开话题，不敢和对方对视。

当他选择当代课老师后，家里没人劝阻他。即便妻子也没抱怨几句。妻子是同村麻风病人后代，不识字，结婚之前，她只走出过村子一次，为自己置办嫁妆。就那一次，她也被人称为“麻风病人”。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中期，这里的人就经过治疗，疾病得以控制。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彭绍贵的妻子说。她眼中的丈夫是一个“见过世面、有学问”的人，他的选择“自然有道理”。

上课之余，彭绍贵种核桃树、茶树，以填补生活。妻子偶尔埋怨一句，他笑着说：“等树长大了，日子就会好过。”

作为麻风病人的后代，彭绍贵深知上学艰难。直到1992年，村子才有了第一所小学。长期以来，学生不被允许参加小升初考试。

这名小学老师没上过学，很小的时候，当民间医生的父亲逼着他认字。放牛时，他常用树枝在地上写字。

后来，他拜在村里一人门下学习。 他白天放牛，捡一些干柴，晚上带到老师家，算是学费。老师就在油灯下支起黑板讲课。

课本是托人辗转带进村子的。《语文》课本有12册，《算术》及《数学》课本只有7册。和他一起拜师的还有几名同伴，晚上他们总是点着油灯，一字一句轮流抄写课本。2000年1月1日，这个村子才通电。

现在完全不一样。两年前竣工的小学校舍，是一栋淡粉色的两层楼，有4个教室。楼前是一块水泥地。彭绍贵向人要了一根10多米长的竹子，等竹子干了，他计划竖起来当旗杆。

一个阳光和煦的上午，彭绍贵穿着一双满是灰尘的黑皮鞋走进教室。这节课是语文课。他要孩子们背诵课文。

两个孩子流利地背下来，他微笑着点头赞许。最后一个孩子背诵得有点磕磕巴巴，这名小学老师不再微笑，他站在讲桌前严肃地说：“好好读书，你们才能改变命运。”

“读书很辛苦，你们怕不怕？”

“不怕。”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谁怕谁呀。”他“嘿嘿”地笑了，孩子们也笑了。他走到孩子们跟前，把他们搂在一起。

彭绍贵当老师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想方设法让学生参加小升初考试。每到乡里一次，他就到教委反映一次。每次都是同样的答复：“等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