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烟台到北京，传教士夫人笔下的晚清社会百态

即便在中国已经生活了近30年，当1881年，也就是慈安太后去世那一年，来自苏格兰的著名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和夫人伊莎贝拉（Isabelle Williamson）沿着一条古老的官道，开始一趟从烟台到北京的旅程时，他们还是被古道两旁的中国社会迷住了。

回娘家路上惊鸿一瞥的新娘子，地位堪比《红楼梦》中贾母的县城老太太与身旁站着的50多位儿媳妇、女儿、孙辈、女仆，乡镇集市上“挥泪大甩卖”的商贩，太后国丧时的涿州街头……一切都在深深吸引着韦廉臣夫人，“如同在阅读一本没有结尾的古籍，那一个个精彩故事，就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样，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一直走到你的面前，向你传递着历史的醇厚芬芳和现代的生动气息”。

韦廉臣夫人随后把旅途中的经历和见闻写成《中国古道》一书，这也是她以中国为内容写的第二本书。2017年，这本书的英文复印本被辗转带回烟台，在烟台从事地方史研究的陈海涛决定把它翻译出来。

19世纪末，随着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很多西方人都留下了在中国游历的文字和影像记录。但是，相比之下，以女性视野来细腻观察中国社会的著作却少之又少。而韦廉臣夫人长期生活在中国，会讲汉语，对中国民众也抱有同情和好感，这样的优势使得她既可以进入富家小姐的闺房，又能与农妇随意闲谈，笔下的晚清中国北方社会生活细节，自然就显得更为特别。

最早进入烟台的传教士夫妻

如今提到山东半岛上的烟台，一般人会想到著名的烟台苹果。其实烟台在近代史上地位举足轻重，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大批商人和传教士从这里登上古老的中国大陆。

不过，韦廉臣夫妇却早于开埠，在1855年就来到了烟台，是最早到烟台的西方传教士。自1863年开始，他们长期在烟台定居，从事教育、学术研究、翻译等工作。

烟台虽小，但如果深入梳理传教士在当地的活动，会发现这座北方小城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与世界近代史有诸多勾连。2013年，陈海涛曾翻译过加拿大人高登·马丁（Gordon Martin）写的《芝罘学校：1881-1951年之间的历史和回忆》，那是当时的传教士组织“中国内地会”在烟台创办的一所著名传教士子弟寄宿学校，学生中出了大批国际名人，包括《时代》杂志创始人、美国出版家亨利·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1898~1967）、美国著名戏剧作家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1897~1975）、美国在华社会活动家艾达·蒲爱德（Ida Pruitt，1888~1985）等。

1887年，韦廉臣的活动范围从烟台扩大到上海，创办了同文书会，后来更名为广学会，介绍、翻译、出版了大量近代西方书籍，对清末变法改良思潮的兴起产生过重要影响。戊戌变法时，光绪皇帝搜集到的129种西学书籍中，就有89种是广学会出版。

1889年，韦廉臣又创办《万国公报》月刊，成为近代中国传播西方学术和西方政治思想的重要刊物。次年，韦廉臣在烟台长眠，享年61岁。

作为韦廉臣的夫人，伊莎贝拉虽然知名度没有丈夫高，但也是一位能力非凡的女性。1863年，她在英国出版了第一本介绍中国女性的书《我们在中国的姐妹》。随后在烟台开办女校，招收了30多位学生，为穷苦女孩提供帮助。烟台基督教长老会信徒刘滋堂在1937年写的《我所记忆的韦廉臣博士》一文中回忆说，她为人慈善，周济穷人，收留孤儿寡妇，“故学生与教友，皆奉之如慈母”。

韦廉臣夫妇在中国期间，一共在北方进行了四次长途旅行，目的是为了传教和更深入了解中国女性。1881年这次旅行和以往不同，线路最长，沿着官道一直从烟台走到了北京。韦廉臣夫人在英文版《中国古道》的序言中告诉英国人，相信他们看了书会对遥远东方的中国女性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浓厚兴趣，“她们的确值得关注”。

记录中国人忽视的生活细节

多年研究地方史的过程中，陈海涛发现，对于开埠时间比较早的烟台，中国人没有留下太多文献，反倒是当时来烟台的西方人有诸多记载。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就算对烟台做同一维度记载，中西方作者视角的差异都很大。

陈海涛曾看过两本分别出版于1936年、由中国人和西方人记录的当时烟台各行各业的书，比对后发现共同点不到20%，“这说明关注点完全不一样”。中国人因为身在其中，会把很多事情忽略掉，而作为第三者的西方人，却会看到很多我们不以为然的东西。另外，他们的生活背景和成长经历，也决定了他们看问题时与中国人的视角和评判标准差异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