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传教士回忆录(2)

传教士古和能在信中说，周铁鞭了解基督教信仰，他的一个妻子是基督徒，试图感化他。他的女儿也是基督徒，女婿是教会学校的教师，他把儿子送进学校，希望他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不愿他像自己一样亡命江湖。不料祸不单行，儿子周新与马候祥、杨振玉3人在汉寿参加农民运动，因为组织革命武装时，被叛徒告密被捕，4月13日在汉寿遇难。

周铁鞭逃到广州后，被谭延闿委任北伐军第14军第2师中将师长，他回湘西重组队伍。5月，率部攻打常德商团李荣杰，占领常德、汉寿。第2师抓了十几位进步青年，周朝五亲自审问，青年自称是共产党，要到北京读书去，寻找救国真理，要杀就杀！他一听便说：“青年人敢作敢为，好样的，吩咐军需，每人送二十块银元，放他们读书去。”

1928年夏天，第2师移驻慈利，张天苏闻讯后再次出逃达半年之久。1929年，第2师奉命开往沙市整顿，因部下多系土匪出身，不愿离开湘西，大批人逃走，部队遂被鲁涤平收编。周铁鞭闻讯后，流寓京沪，生活仰靠谭延闿、陈嘉佑接济。湘西文史资料记载或许有误，1930年3月1日《大公报》：“对于湘西之周朝武匪部，则计划围剿，由驻扎常德之戴斗垣旅长负责派兵分途剿办。”3月29日《大公报》曾载：“湘西共匪周朝武盘踞大庸数月”，传教士古和能在2月18日的信中也说：“周铁鞭的部队在大庸与政府军作战，被围困18天后，城被攻陷，周铁鞭再次出逃。”1932年8月，周朝武因暴病卒于长沙旅邸，报纸称其“绿林朝武，身后萧条”。

饶义廉在津市期间，面对反帝反基督教的群众运动，面对教会学校师生的罢课示威游行，面对各路军队轮番进驻教堂，面对教会经济危机和信仰危机，饶义廉和差会总监王为义、梅先春、喜渥恩存在严重分歧。

他无疑是一位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他特别可取的一点，就是明确主张传教士应该爱芬兰也爱中国。虽然他也曾主张开除罢课的学生，但他很快就分清了右派和左派之间的分歧。他在信中说共产党试图维护津市的秩序，没有用暴力夺取教会财产，也没有杀害囚犯或持不同政见者，他说愿意留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津市。他还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在禁止鸦片和妇女解放等方面比教会更成功。他向学生会支付现金，用作工人夜校和宣传费用。他在冲突中主动承担责任，并说做好了当烈士的准备。他的言行也遭到了少数人的攻击，指责他是共产党。

饶义廉的妻儿在芬兰，尽管他们每周都坚持写信，但还是无法弥补长期分离所带来的思念。1927年3月，饶义廉在上海预订了回家的机票，并告诉妻子，回国途经美国时，会为教会募集经费。妻子时刻等待丈夫归来，她肯定丈夫已经在路上，不再给他写信。直到5月中旬，她收到饶义廉来自中国的信，理事会没有批准他回家。妻子感到非常失望：“家里已经全面清扫，窗台和餐桌上摆满了盛开的鲜花，我们在等候你的归来。” 他写信给儿子：“小宝宝对父亲也失望了，其实父亲特别特别想你，想把你搂在怀里。由于父亲的错误，上帝派你的父亲到这里接受惩罚，是父亲不好，但是不能违背上帝的意愿。上帝不让你们离开祖国、家乡和亲友，到异域流亡，陷入同样的困境。”

1929年2月，宣教主任Tarkkanen特地到饶义廉家里探望，希望饶义廉能继续留在中国，遭到了饶义廉妻子断然拒绝，儿子奥利（Olli）甚至扬言要杀死他。饶义廉因为长期患病，心身交瘁，也想回家。3月10日，梅先春从慈利到津市，兼任津市教堂主教，他终于能踏上回国之路了。湘西北信义会的芬兰传教士从1927年的22人，到1929年只剩下7人，跌入了谷底。

1937年12月10日，饶义廉抵达津市，这次是路过，他被派往20年前他创建的永顺教堂，他认为山里的人淳朴，容易相处。很快这里的土匪让他吃尽了苦头，他才真正理解了当年大庸传教士的艰难，面对残酷的现实，他结束了自己的传教生涯，提前回国。1940年1月，开始在芬兰基蒂莱（Kittilän）教堂担任牧师。

因此，Lund Pekka的《上帝的支持：研究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信仰对处理中国传教危机的影响》和《悬崖之巅：1926-1929芬兰传教协会在中国》和研究津市和湘西近代史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