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团伙获境外资助煽动罢工 借维权敛财骗色(3)

　　--庆祝总结。每次罢工之后，曾飞洋都要召开大规模的庆祝会议，赞扬工人们“做得非常好，要坚持下去，就是要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出资制作“工运之星”的牌匾交给工人，再让工人在会上隆重地送给他，拍照留念发到网上，对外宣称这是“工人们自发自愿的”。

　　一些罢工现场的视频画面显示，曾飞洋组织带领工人们高呼口号，不断煽动工人情绪，把现场的气氛引向狂热。

　　“我看了都觉得担心，场面那么乱，人又那么多，大家情绪都那么激动，这样下去很容易发生大规模冲突，造成群死群伤。”汤欢兴供述，“其他地方的罢工中就出现过员工跳楼的悲剧，他不可能预料不到这种严重后果。我也劝过他，不要把工人的情绪搞得那么激动，应该稳住局面才利于谈判，但他就是要把场面搞乱，挑动矛盾一步步升级，完全不顾工人的生命安危。”

　　一些参与了罢工的工人告诉记者，曾飞洋总是说要跟工人们站在一起，让大家“不要怕、往前冲”。可是等现场闹起来之后，曾飞洋总是莫名其妙地不见了，“找不到人，手机也打不通，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把我们抛弃了。”

　　每次罢工闹大之后，政府部门都不得不介入平息事端、协调劳资双方谈判。“但曾飞洋都把功劳算到自己头上，跟工人们讲，让政府做是没用的，还是要让我们服务部来做。”汤欢兴说。

　　除了采取各种手段把自己从“服务者”变成“主导者”以掌握“领导权”，曾飞洋也在不断扩充势力，先后在广州、东莞、佛山、中山等地发展“佛山南飞雁社工中心”等多家分支机构，举办所谓“工人领袖研习班”。曾飞洋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称，“服务部”已成为中国劳工NGO的“黄埔军校”。

　　警方查明，每次维权活动中，汤欢兴都按要求整理出文字报道和照片交给曾飞洋。曾飞洋迅速把文字照片提供给境外媒体，并频频接受采访，主动“爆料”各种“负面信息”。这些境外媒体在报道中将工人与企业的矛盾升级、夸大，歪曲成工人与中国政府的矛盾冲突，借机抹黑中国国家形象、攻击中国社会制度。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性质完全变了。”汤欢兴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提高服务部和他本人的知名度，获得更多境外组织的关注和资助，却远远超出依法维权的范畴，越过了道德底线。”

　　“工运之星”的真面目

　　“曾飞洋犹如一个兵蚁，更似一个将军。他在社会丧失痛感的地方坚守疼痛，在法律屡屡失守的地方修复公平。他在残肢断臂的人群中，用不懈的付出寻找生命的完美。他是时代稳固的基石。”对外，曾飞洋把自己包装成这样一种形象。

　　根据“服务部”网站资料及曾飞洋自己的说法，他1974年出生于广东番禺，1996年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法律系大专班，毕业后到南雄市司法局工作。不到一年，曾飞洋就跳槽到一家律师事务所。曾飞洋如此解释辞职理由：“每天喝茶看报纸，太清闲了。”

　　警方调查却显示出完全不同的经历：曾飞洋连名字都是假的。他真名曾庆辉，广东南雄人，在广州读中专时因嫖娼被学校开除；回到原籍后，以自己的城市户口为条件，与一名叫曾飞洋的农业户口同乡对换身份，并以曾飞洋的身份参加高考，此后一直冒用曾飞洋的姓名（为便于表述，下文继续称其“曾飞洋”）；在南雄市司法局工作期间，长期纠缠有夫之妇，因侮辱妇女被行政拘留15天，不得不辞职。

　　警方掌握的情况还显示，曾飞洋1998年加入“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2002年起成为该组织负责人，与一些境外组织和外国驻华使领馆长期保持联系密切，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回国后在境外资金的支持下长期从事“劳工运动”，并以向境外提供中国的“劳工运动”情况报告作为条件。

　　境外组织一般先把钱打到曾飞洋在香港的公司账户上，曾飞洋再通过地下钱庄等通道转入自己的境内账户。经初步查实，2008年以来，仅其中两个银行账户接受的境外资金就超过500万元人民币。同时，警方从曾飞洋办公室和家中搜查出大量中国劳工运动报告、反动书刊培训资料、口号标语，以及他本人在国外参加罢工的照片等，“足足装了十几麻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