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毛泽东像进村记：蓝色面孔被指“丑化主席”(图)(2)

2013年6月的一天，李牧将三幅放大到两米的主席像悬挂到村里主路边的一面墙上。李太斌当天全程跟着儿子，趿拉着一双沾满了尘土的拖鞋，手里的烟却一根接一根。平时，他三天才抽一盒烟，那天，他直接干掉了一整盒。李太斌太生气了。多年来，父子间的类似冲突不止一次，但每一次都以他的妥协而告终。

李牧小学时就爱画画，美术中专毕业后，不甘心在小广告公司当设计师，想参加高考读美术学院。李太斌因为家里窘迫而坚决反对，乃至撂出了“你考上学那天，就是我在家上吊自杀那天”。

后来李牧考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大学毕业，李牧回到家乡一所高职当美术老师，并在那里组建了家庭。六年后，李牧悄悄辞了职，跑到上海做了全职艺术家。李太斌得知后大怒，命令李牧必须回学校去，李牧撂了句“我决定的事情，没人能改变”。那天，李太斌一句话也不说了，只是低着头，抽烟。

这一次，李太斌没法阻止儿子悬挂“古怪”的主席像，但他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说服儿子的努力，一有机会就对李牧说“那画儿还是别挂为好”。

“主席像能瞎画吗？”李太斌听到村里人们议论其中一张黑乎乎的太难看。他很害怕。

李太斌小学毕业时，全乡只有两人考上了省重点丰县中学，李太斌是其中之一。可初中读了一年就“文革”了，李太斌成了木工，在家帮人打家具。有一次，地方干部以打击“搞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脚”行为的名义，上门把木料搜走充公。

他记得“文革”前搞“大鸣大放”时，地方官员问人们当时的时代好不好，让大家有啥说啥，随便提意见。村子东边一位老师就说了句，“毛主席领导得好是好，就是吃不饱”，结果就被打成右派，不让教学。直到邓小平上台，这位老师才获得平反。

李太斌虽然不懂安迪·沃霍尔的艺术，但他知道这样花花绿绿的主席像，搁在“文革”，谁敢这么搞，定会被打成反革命投进监狱。他的担心似乎也没有过时。为了纪念安迪·沃霍尔逝世25周年，他的系列作品于2012、2013年间在世界各地巡展，但在上海、北京的展览，毛泽东像这组作品就没有获得主管部门的许可。

村里唯一的画师卢道德，现在以给人画神像为生，他是仍在中堂贴主席像的老人之一。私下里，卢道德跟李牧讲了一些野史。但当澳大利亚一对艺术家夫妇前来拍纪录片时，卢道德严肃地说毛主席好，毛主席领导人民翻身闹革命。

图书馆开馆之前，就有人提醒李牧得跟政府打招呼，李牧给一位基层干部打了几次电话，对方都说忙，后来干脆提议李牧把钱给他，由他来扶贫，李牧说村里不缺钱，缺精神。李牧后来通过个人关系找到前任县委书记，后者带着镇长和文化局干部到图书馆露了面，这让李牧和父亲李太斌都松了口气。

后来，李牧在村里挂起了主席像。那位基层干部来来去去，常会经过，见了李牧也只是很平常地打个招呼，但从未与李牧谈起过主席像，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但李太斌内心高悬的石头仍未放下，他寄望于酝酿中的道路拓宽工程在春节后动工，好摘掉那三幅画像。李太斌仍有一种强烈的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虽然他也知道，过去的时代肯定是回不去了。

但他的小学同学孙光法却仍活在那个时代。

村民收藏家

孙光法住在邻村，1949年生人，小学毕业没考上初中，在村里当了生产队小队长，“文革”期间当过红卫兵。他常年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头戴草绿色的军帽，帽檐上方还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他有很多套这样的衣服，冬夏装都有，不用担心没得换洗。除了这身打扮，他还收藏有一木箱的毛主席像章和五六张“文革”时期的主席画像。

孙光法专门去了一趟仇庄看李牧挂在村里的画像。他不喜欢这三张画像，“咱这儿的人，不习惯，理解不了。从颜色上，老百姓就不接受，太难看。它的颜色搭配，我也理解不了。”可他也并不排斥这些特别的主席画像，“只能是你们说它是艺术品，我不好说。你们说是艺术品就是艺术品，你们说是啥就是啥。我不懂。”

孙光法父辈是地主家的长工。李太斌还记得，读小学时，孙光法因为穿得太破烂，也没人愿意和他同桌。从小，孙光法就特别崇拜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没犯过错儿，“不是后来否定‘文革’，说他错了，除了这个他有什么错儿？他处处为人民，他有什么错儿？他从小就想为人民服务，想推翻三座大山，这么大功绩，他哪儿错了？你根本找不到他的错儿。”但孙光法又说，那会儿的政治空气，没人敢说毛主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