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根治腐败是经济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2)

成钢和颖一不但很好地论述了经济学的专业规范，而且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总是严格遵循这种规范，并做出了成绩。他们两位对于中国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形式的民营经济企业为何能异军突起并带动了中国经济发展所做的研究，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没有像某些人预料的那样走向衰落而是蒸蒸日上，是一个全世界热议的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形式的民营企业为什么在苏联的改革环境下没有能够发展起来，而在中国能够脱颖而出。不过，许多就事论事的研究并没有给出能够令人信服的回答。成钢和颖一从制度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最重要的激励这一视角出发，比较了苏联和中国改革的不同制度环境，并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写成《为何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同：M型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准入/扩张》（Economics of Transition，June 1993， 1（2）， pp. 135-170）。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以苏联式的单一制（U-form，unitary-form）国家大公司作为基准或参照系，与中国做出对比。他们指出，当时中国经济虽然还是保持国家大公司的特点，但是，随着1958年以后的地方分权，中国这个国家大公司已经不是一个U-form的，而是一个多部门制（M-form，MUlti-divisional form）的大公司了。在这种经济下，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自己有别于全国整体利益的独立利益，都存在帮助本地企业发展的激励。这就使乡镇企业有了发展空间。虽然我自己觉得与其说当时的中国是一个M型大公司，不如说是一个H型也即控股型大公司，但是指出改革初期的中国经济与苏联改革时期的制度特点，就为我们解答中国改革为何与苏东不同给了一把钥匙。

我认为，他们的第二个可贵之处是很大的理论勇气。

以基准性的参照系和现实相对照，就会发现一些矛盾，由此就需要修改或放松假设条件，提出进一步的理论解释。这就遇到要对原有的理论和观点提出挑战，包括对占统治地位的理论、社会流行的观点，甚至原来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提出挑战。这是需要勇气的。

我想一个突出的事例是成钢关于分权式威权体制的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地方分权和地方政府主导的竞争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体制。经过研究整个中国改革历程和面对的问题，成钢完成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制度基础》这篇文章，提出了分权式威权体制理论，对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成就给出了制度上的解释。成钢认为，分权式威权制是创造中国地区间竞争的最基本的体制结构，是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的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由于这个体制帮助解决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和信息问题，对发展地方经济在产生了强劲的驱动力，造就30多年的快速增长。但是随经济发展，大量超出GDP范围的社会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地区竞争就丧失了解决激励问题的效力，反倒成为发展的一大障碍。而且，由于各级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腐败成了分权式威权制的痼疾。成钢由此认为，必须彻底改变这种体制，才能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由于这一体制与众多机构和一大批人的既得利益紧密联系，提出这一理论需要很大的勇气，显然是不言自明的。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颖一最先关注的是企业改革。他关注企业是什么，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企业的特征是什么，什么是公司治理。在当时，国内对企业改革目标的流行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国家股、企业法人股、公众股组成的“股份制公司”；另外一种是1987年开始普遍推广，并被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肯定为法定制度的企业承包制。但是，用现代企业理论去分析（见钱颖一，《企业理论》，《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版），这两种企业制度都存在很大的制度漏洞，这就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济学中“所有与控制分离”的中译）的名义下，把所有制的两项基本内容，即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都在一定程度甚至很大程度上交给了内部人，所以这两种观点实际上为内部人控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了从理论和实战经验的角度澄清这一重大的问题，颖一和我在1993年写过一篇《关于公司化》的文章（载《经济日报》，1993年8月24日），其中的主要观点后来被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所接受，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公司制度的理论说明。颖一还在1994年和青木昌彦教授合编了《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一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出版）。这对提醒国人防止内部人控制失控的偏向起到了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