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土高原到云贵高原：基层党建报告(2)

　　去年11月底见到王乃林时，他正忙得不可开交。这位黄龙县白马滩镇河西坡村农民，养殖的3亩大闸蟹喜获丰收。他一手一只大闸蟹,正捆绑装箱。催货的电话，不时在他手机上响起。

　　在干旱少雨的陕北养殖江南水乡的大闸蟹，是黄龙县确定的精准脱贫项目。

　　陕北生态脆弱，黄龙独类江南，森林覆盖率近九成。几年前任高飞在江苏泰州挂职，看到当地大闸蟹热销，就想回去试试。

　　这个想法可在黄龙炸了锅：会不会水土不服？会不会“南橘北枳”？市场认不认可？

　　县里从上海海洋大学请来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又请来江苏的养殖能手做示范，还成立了技术服务站,连续三年为养殖户免费提供咨询、蟹苗、水草等。

　　2013年起步的大闸蟹养殖，现已辐射黄龙县7个乡镇，产值超过400万元，成为这个只有5万人口的贫困县精准“割”贫的“柳叶刀”。

　　“决策决策，‘决’是担当，‘策’是方法。”任高飞说，“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地制宜确定产业方向，优化配置生产资料，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

　　贵州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两年前八成壮劳力外出，三成耕地撂荒，贫困发生率近两成。2014年6月3日，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把全村夷为一片废墟。

　　另起炉灶涅槃重生，还是等着救济修修补补？经过一个月大讨论，村里决定全面整顿党风，改变农户单打独斗的发展方式，重新配置生产资料，抱团发展，再造全新生产关系。

　　村里对每块田地、每片山林、每个宅基地一尺一尺丈量，摸清全部家底，算清每笔细账，厘清集体和农户的所有资产边界。在此基础上，对村集体和农户的七项资产全部确权。哪些是集体的，哪些是村民的，不留一处死角，精确到尺到元。

　　“七权同确”之后，村民按自愿原则，将承包地流转给村合作社。合作社组建生产、营销、农机、劳务团队，统一发展特色产业，按比例与村民分配收益。

　　优化配置后的生产关系，激发了生产力迅猛发展：两年时间，全村921户农民全部加入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由零猛增至200多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不足4000元达到超过1万元。

　　党风清正了，人心回来了，经济起来了

　　2016年12月2日，在陕西宝纺集团大荣公司并粗车间，粗纱值车工、党员闫伟在共产党员机台上操作。在大荣公司，劳动强度大、难度高、普通群众不愿意干的活都由党员来完成。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短短一年，一个“严”字，改变了陕西宝纺集团大荣公司数千职工的命运，也让笑容重新回到党委副书记苏冰的脸上——他再也不用扛着摄像机去厂门口蹲守，抓拍迟到早退的职工了。

　　2016年，企业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月销售额翻了近一番，产销率首次100%，职工收入接近4000元。

　　欣喜，写在每个职工脸上。

　　就在一年前，这家亏损逾4000万元的老牌国企，还面临着二次破产窘境：停产车间超过80%，每织1米布就亏损45元钱，不生产等死，生产找死。

　　更可怕的，是干群信任的消散、职工信心的丧失。“党组织没有凝聚力，人心散了！”因为担心企业倒闭，职工多次聚集上访，要求提前发放住房公积金。

　　2016年初，重组改制后的企业挂牌，新党委祭出改革三板斧：领导干部全部下车间，机关减员不加薪；发力供给侧，淘汰落后产能，提高核心竞争力；改运行数十年的“四班制”为“三班制”。

　　三板斧下去，党员像样了，人心回来了，企业变样了。奄奄一息的老国企就此苏醒。

　　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短短一年，让大荣起死的灵丹在哪里？回生的妙药又是什么？

　　“从严治党是根本，人心回归是关键。”30年工龄的老职工谢芙蓉一语道破玄机。

　　“过去涨工资，都是按比例涨。明面上看，工人的比例比干部高，但干部工资基数大，涨来涨去，还是干部拿的多。”谢芙蓉说，“每涨一次工资，差距就拉大一截，怨气又新积一层。”

　　新办法按绝对额涨，几次下来，现在一线工人工资已普遍高于领导。党员干部带头加班加点、去权让利，加责不加薪；普通职工成为企业的主人，分享改革红利的大头。一减一加之间，企业的精气神就上来了，职工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层层带动，心齐气顺、人心向上。

　　“过去下班前，赶紧把厂服脱了，穿着怕外面人笑话。”谢芙蓉说，“现在上下班逛大街都穿着，觉得特别美！”

　　贵州省仁怀市坛厂街道枇杷村，4年前因为征地用工，数百村民打砸镇政府，干群关系跌至冰点，发展几近停滞。

　　镇村两级新班子坚持从严治党、让利于民，紧扣“党建+旅游”调整发展思路，取消工业项目，集约土地发展生态旅游观光。

　　党风好转了，民心慢慢回归了。冬闲时节，村民们正忙着装修房子、整理花坛，准备迎接节日农家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