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天奇：一个闹钟到一个闹钟

来到央广之前，我是一名学“文编”的大学生。这种明显属于黑话的简称方法，代表的既不是“文字编辑”也不是“文物编号”，更不是“文凭编造”，它是一种叫做广播电视编导（文艺编导方向），简称“文艺编导”，再极简作“文编”的专业。

　　这个专业的主业是文艺晚会，辅以戏曲、戏剧、电影、电视、灯光、音响乃至表演形体等课程，无所不包，但是不管怎么说，看起来好像都跟广播跟新闻关系不大。说到我和央广、和新闻的结缘，说起来还来自一种痛苦的回忆。

　　一般来说，对于我们这么大的80末、90初的孩子，你问问他对广播有什么印象，其答案绝大多数都是每天晚上搬着小板凳坐在全楼道或者全院唯一一台跟现在电脑主机似的那么大的收音机前听《小喇叭》。

　　只有在这个时候，那些平常登高爬梯、上房上树的孩子才能老老实实、坐姿端正、面带向往地安静一阵子，也让他们焦头烂额的家长得以踏实一会，顺便把晚饭的碗刷了。

　　很遗憾，对于我这种不仅喜好上房上树，偶尔还能上天的小孩来说，儿童广播节目的诱惑显然没有户外的广阔天地大。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名字却在我脑海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比《三体》里那个思想钢印还钢，以至于现在上着通宵不睡的报摘班的时候，只要听到早上录制节目时播放的《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就能立刻精神抖擞：从我上小学一年级起到高中毕业，12年间，每天都要6点起床，6点半出门上学，闹钟就是家里那台如前所述跟现在电脑主机似的那么大的收音机。

　　那位说了够早的，幸亏你是男孩，不需要梳洗打扮。并不是，即使我是女孩，也得6点半出门听一个“报摘”开始曲，只不过得5点半起床而已。当《歌唱祖国》的旋律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的片头响起，就意味着我如果胆敢再拖延一秒钟，就要迟到了。每当这时候，我爸就要敲着自行车后座说，你听听你听听，中央都催你出门了。

　　我在二年级学习萨克斯管的时候，有一次学《歌唱祖国》，结果老师还没教，我不但能自动吹出来它的主旋律，甚至能哼出来隐藏在主旋律背后的伴奏声部，让老师惊诧不已：你一个7岁小孩，怎么说梦话都是《歌唱祖国》味儿？

　　所以，尽管我每次只听到了一个报摘的开始曲，但是我连着听了12年；尽管我学的是一个什么都学惟独不学新闻的专业，但是当我在毕业前夕看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招聘启事，就…… 按说行文到这种时候，按套路都要讲一个“我陪我同学一起去考，结果我同学没考上把我挑上了”的故事来凸显自己的天赋异禀。不不不，我要说的是，当我看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招聘启事，爱谁谁，必须去考，就是这个单位的节目让我小小年纪看到了朱元璋的感慨“不及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犹拥被”居然能热泪盈眶。

　　当然其实我想说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就像一件你家里让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家具、甚至是你家中亲切得不能更亲切的一员，当它需要发展壮大的时候，就如同你自己的家要升级翻新一般，我不出力谁出力？

　　在我的长期印象中，记者就是一个穿着那种有无数个兜儿的帆布马甲、手里拿着小本儿、脖子上挎着相机的形象，当然这种形象设计就非常便于他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冲到新闻现场第一线。

　　但是，来了以后才发现，虽然我如愿进入了那个负责让我又爱又“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中国之声早间节目部，并且一直呆到今天不舍得离开，但是我当的并不是上述形象的记者，那是兄弟部门的分工，我部门的任务是既要完成兄弟部门一样的任务，还得老老实实坐在办公室里保证节目的安全播出，既要当记者，又要当编辑，偶尔还要干干技术的活。

　　换句话说，你既要采访到核心当事人，又足不能出户。每天来上班，开完了选题会，梳理了全天的热点新闻，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新闻中的核心当事人说的话录下来，就这么简单。只有一个小问题——你手中唯一的线索，可能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就这样，早间部的编辑记者们统统练就了一身“找人”的功夫。像什么各种托关系找朋友只为寻找一个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那都是常规作战；有编辑为了找一个人的电话不得不联系八百年没联系过的前女友，被妻子发现了聊天记录导致家庭出现矛盾，顶多算是带有特种作战性质的常规作战。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全方位的特种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