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尴尬的遗体捐献

向“无语良师”致敬。（供图）

　　本报记者 栗静敏

　　今年5月24日，昆明医科大学人体解剖实验室的老师将和照春的遗体接走了，这个27岁的农村女青年生前“留下一对眼角膜和献身医学事业的身体”的愿望得以完成，实现了自己生命形式的另一种延续。受和照春事迹的感动，已有10多人签署了遗体捐献意向表。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遗体捐献志愿者的队伍中来时，真正完成捐献意愿的人数却很少。是什么原因让人们不能如愿？近日，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曹老师刻骨铭心的呼唤

　　2007年，年仅22岁的丽江女孩和照春被查出身患骨癌。在与病魔抗争了5年多之后，今年2月，处于骨癌晚期的她萌生了捐献遗体的念头。5月24日凌晨2时许，和照春在家中去世。昆明医科大学附二院的眼科医生第一时间赶到了和照春家里，了却和照春生前捐献眼角膜，让光明永驻人间的遗愿。5月25日，和照春捐献的一对眼角膜，让两个人重见光明，当天晚上，她的遗体被接到了昆明医科大学。

　　昆明医科大学老师曹珍珍的手机上保留着一条信息，发短信的时间是深夜3点多钟，“曹小姐，当你们收到我的遗体这天，麻烦你告诉科研人员，好好地研究我的这些包块，我生前被它折磨够了，谢谢。”这是和照春在生命将走到终点的时候发出的信息，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请求医务工作者用她的遗体做研究，攻克人类健康的劲敌——癌症，曹老师说：“一个普通的人，捐出遗体得到的只是一张荣誉证书，她的精神太高尚了。”

　　曹珍珍在昆明医科大学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系工作，负责的正是遗体捐献。她介绍说，遗体的用途主要有三个：医学教学、病理解剖和器官移植，也就是说,生命,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或光荣地成为医学生的“无语良师”，或用作医学研究,或用健康完好的器官延续他人的生命。遗憾的是,与巨大的医学需求相比,遗体捐献缺口十分大,用于解剖教学的遗体标本更是一具难求。

　　曹老师说，遗体捐献者中有一位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医学事业的德高望重的前辈，他就是我省神经外科学的奠基者和创始人李秉权教授。李教授的一段话让曹老师记忆犹新：“我做了一辈子的医生，死了以后也要拿这身‘臭皮囊’为医学做一些贡献，学生在我身上练熟后，病人就可以少受些痛苦。我患过脑腔梗、高血压血管硬化，可以做病理解剖；解剖切完用完之后，再做成一副骨架，供教学使用。”曹老师敬佩地表示，在学校里，我们称像李秉权教授这样的遗体捐献者为“无语良师”，他们的生命在讲台上得到了延续。每学期解剖课的第一节课，都有向“无语良师”致敬的仪式。

　　张先生遭遇处置权的尴尬

　　张先生退休后，一直很关心公益事业。一天，他从新闻里得知由于标本有限，医学生亲自动手解剖标本的机会不多，而且现在捐献遗体的人太少了，于是产生了捐献遗体的念头。

　　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妻子说：“你是当过兵的人，经历过战斗的生死，你要作贡献，我不反对，但是，孩子们的意见你要听听，还要问清楚，遗体用完后怎么处理？将来让大家找得到看你的地方。”征得妻子的同意后，张先生满腔热情地去到了省红十字会捐献办公室，一打听，红十字会不办理遗体捐献事宜。他按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给的电话，向昆明医科大学进行了询问，医科大学的老师说，按规定处理遗体的具体细节不可能告诉捐献者，但肯定是用于医学科研和教学了，而且，捐献遗体需要直系亲属同意才行，听完介绍后，张先生顿时感到心灰意冷。他说：“没想到，捐献遗体这么麻烦，自己做不了主，只有等以后再说。”

　　自1990年云南省接受遗体捐献以来，报名登记的有398人，但实际完成捐献的仅有50例，即每8个报名的人中只有一个最终完成捐献。

　　捐献难主要源于社会的认同感，像张先生这样愿意慷慨捐献出遗体的人只是凤毛麟角。市民刘先生的想法代表了大部分人：“把父母遗体捐献了，会背上不孝的罪名，遭到亲人和社会的指责，即使是父母有这个愿望，也不敢做这种事。”还有市民说，很钦佩遗体捐献者的高尚举动，但是自己却做不到，因为一想到身故后还被暴露隐私，很难下决心捐献遗体。一位市民说，他和夫人都很认同捐献遗体的举动，但是孩子们担心以后到什么地方祭奠家人，可不可以把遗体最终的去向告诉捐献者的家属，好让他们有个纪念的地方，他到红十字会去问，那里不接受遗体的捐献，到医科大学打听，也没有明确告诉他们遗体最终是怎么处置的，于是捐献的事只好先放一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