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任中昌老师曾到木苦衣伍木家进行家访,送给木苦衣伍木一只粉绿相间的玩具—卡通小牛。这是家里看得见的唯一玩具,也是房间内颜色最鲜亮的物件。这几天,各路媒体、政府人员踏进家门,木苦衣伍木大多时候不知所措,她低头摆弄手上的小牛,别人问话时,多回以点头或摇头,但一直在笑。她告诉记者,自己非常喜欢老师送的这件礼物,晚上睡觉时,都会抱着小牛。
小弟弟木苦小杰特别黏人,他喜欢让人抱抱,体重轻得跟城里三岁小孩子差不多。他会在镜头前大方地“摆造型”,爱在电视机前仰头看《熊出没》,还喜欢灰太狼。来探望的热心人士临走前说“拜拜”,他挥手追着喊了一路的“拜拜”。
外人面前,大姐木苦衣生木俨然家长模样。她隐忍、得体,说得最多的是“还好”、“还行”,避谈过去苦难。但她的朋友圈签名,写的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过的有多累”。
老二木苦小平,2014年8月辍学,当时六年级还没读完。他自己解释称,放学后要干农活,没时间复习功课,学习成绩不好,就不想读书了。去年12月,他只身到江苏无锡,投奔在那里打工的表哥。
“要不是家里穷,爸爸也不用去打工了”
木苦衣伍木的遭遇,在大凉山并非个例。木苦衣伍木所在的宝石小学四年级教室,贴着语文老师选出的优秀范文,包括《泪》。挨个读下去,愈发感觉,墙面上的文字更像大凉山农村图景的微缩版。针对此前出现的对该作文真实性的质疑声音,校长吉木给四年级教室多加了一把锁。
12篇作文中,有3个孩子提到眼见父亲或母亲的死亡。其中,既有木苦衣伍木这样被认定的孤儿,又有格吉日达、阿支阿呷木这样的事实孤儿—彝族民俗中,母亲改嫁不带孩子。被留下的孩子,只能跟爷爷奶奶或叔叔伯伯生活在一起。有的缺少关爱,情感难以宣泄。这种经历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何种冲击,外人似乎很难揣测。但仅从他们的文字中,便能感受到绝望和悲伤。14岁才读四年级的格吉日达写道:“我一个人守在父亲的房里,可是我的父亲没过几天就死了。妈妈领着自己的孩子,在我身边哭泣。她说,我要走了。”
黄红斌转述支教老师的话称,格吉日达是个聪明又内向的孩子,作文尤其写得好。但他的爸爸早年病逝,母亲改嫁。总有社会上的朋友到学校找他逃课去玩,他有点没法安心读书。
被志愿者接到西昌索玛花儿童村后,政府曾委托其亲戚询问,他是愿意回来还是继续留在儿童村。格吉日达选择留下。志愿者解释,他在家里时只有奶奶,俩人居住在土坯房子里,交流很少,生活状况也不太好,从他家到学校要步行半个多小时。到西昌后,有同龄孩子在一起生活,还有他熟悉的老师,格吉日达开朗了很多,对功课更加上心。
还有三四个孩子用并不太熟练的汉语抒发着留守儿童的感伤。如老师眼中乐观的小胖子尼苦拉哈会在作文里写:“爸爸姐姐都去很远的城里打工了。每次我到山上砍柴,就望着火车开来的方向,盼着他们。我问:亲爱的老爸,你在那城市里过得好吗?爸爸说:还好。可我知道,他们在城里打工很辛苦。”
另一名同学也表达相似的思念“我很希望我的爸爸能够不走”,他对现实的感知是“要不是家里穷,爸爸也不用出去打工了”。
普雄镇宝石村村支部书记潘小伍介绍,宝石村1991名村民中,外出打工的有300多人。按一个家庭两名大人三个孩子的家庭结构推算,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劳动力外出打工,而且以年轻男性为主。
“我们看到网上有人说,彝族人因为懒惰所以特别穷,气得不行”。潘小伍反问,如果真像网上说的那么懒惰,怎么会有那么多村民外出去打工?因为山里贫穷,种地赚不到钱,为了生计,青壮年大多离开农村,去到外地打工。
潘小伍脱口而出的数据中,还包括村里的社会救助名额。据其介绍,该村有177个低保户,符合国家救助范围的孤儿就有8名,还有特殊困难儿童24人,多是父亲去世的孩子。
当地村民称,这里的孩子们很小就懂事,除了上学,还要做农活。种土豆、割猪草、上山劈柴、挑水等,都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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