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下代孕利益链显现 花13万可“借卵生子”

一边是现有法律盲点下的监管乏力，一边是“无后为大”传统思维下的求子心切，在各方需求的驱动下，一个规模不小的“卵子黑市”正在武汉悄然形成，一条脉络清晰的地下利益链逐渐浮现。政府有关部门严厉打击非法代孕公司的同时，焦急的不孕客户却愿意花高价从这些中介机构得到及时“支援”。

这些矛盾表明，建立正规合法的卵子库，依法管理卵子的采集和供给，已成为当务之急。

日前，有关部门在高校云集的武汉洪山区联合执法，将国内代孕行业内名气较大的“AA69”、“长江代孕”、“东方百年”等数家非法代孕公司悉数关停。一时间，“代孕”、“捐卵”等词汇再度成为舆论焦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在“不孕不育”成为世卫组织预测的第三大疾病的背景下，“借腹生子”或“借卵生子”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甚至有业内人士称，“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管理模式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的阶段，光靠打压是不行的。”

“别写我的名字”

10月9日，武汉秋高气爽。按照约定，《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位于武昌街道口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 “捐卵者”小琦。

这名武汉某211重点高校在读的大三女生对记者说：“问吧，我都会如实回答，只是到时候请别写上我的名字。”就在此前一天，小琦刚刚从泰国曼谷赶回到学校，“不是去旅游，是去做手术”。这个手术就是“取卵”。

对于自己选择做这个 “手术”的原因，马上满22岁的小琦不愿多说。采访中，她接了一个老家打来的电话，“我爸估计快不行了，食道癌晚期，在医院里住了快半年了”。由于刚做完“手术”，小琦的身体明显还很虚弱，连续说上几句话就得喝口茶歇一会儿，“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在网上找的，想尽快筹点钱寄回去，我爸一天光药费就得400多块钱。”她说。

“入行”过程很简单。小琦说，“我按照网站上的要求填写个人基本情况，然后他们给我打电话，见面聊过几次就签了协议书，我这次就排上了”，在学生物专业的小琦看来，“取卵对身体的影响是最小的，只要手术后调理得好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在取卵手术结束的那一刻，小琦的银行账号里就汇入了近3万元的 “补偿费”，“协议上就是这么约定的：取卵结束当日汇款”。

对“捐卵者”小琦的首次表现，亲自带其到泰国做手术的“站长”吴桓（化名）感到很满意：“她各方面条件确实很不错，也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整个过程都很顺利，需求方也很满意。”

他还告诉记者，他们这一行对“捐卵者”的要求很严格，“不是说随便拉个人就能做，我们都要进行很仔细的医学检查。”在他提供给《每日经济新闻》的一份医学检验报告单中显示，每一名“捐卵者”都需要完成16项体检项目，“然后根据每个人的条件确定补偿额度”。

经过反复沟通和签订保密协议后，“站长”吴桓同意给记者展示他多年建立起来的 “爱心捐卵者个人信息库”。

在这个隐去“捐卵者”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以数字为代码、按血型分类的庞大数据库中，记者看到来自全国各地数百名女性的个人资料，详细记录了每个“爱心捐卵者”的全部资料。“我们会定期和她们核对、更新个人资料，因为这些将直接决定补偿费用的数额”。据上述中介机构工作人员介绍，按照长相、身材、学历和年龄，“捐卵者”会被分为多个档次，“补偿费在6000元到4万元之间，学历高、身体条件好的拿到的补偿费用就会高一点，尤其是在校女大学生”。

和小琦一样，该数据库中，几乎所有的“捐赠理由”都选择了“急需用钱，经济、生活压力大”一项。

催“卵”成金

一项由西方科学家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正常女性到30岁就已消耗掉自身约90%的 “卵子库存”，“到30岁时，女性的‘卵子库存’平均还剩12%，到40岁时，下降到3%。尽管三四十岁的妇女仍能排卵，但是不仅其‘卵子库存’已经所剩无几，而且质量下降，不利于生出健康的婴儿”。

在国内，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支撑，数年前便呼声颇高的“国家卵子库”一直未能建成，这也成为当前“卵子黑市”泛滥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