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母亲》剧照艰难的抗争：
在民族独立后社会间隙中滋长的女权运动再遭反扑
1947年印度独立，妇女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得到了保障，随着50年代诸多法律的通过，传统宗教对妇女的诸多限制和私刑，也在法律层面上予以废止。然而，没有了殖民者这一共同敌人，妇女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之间呈现出更多裂隙。进一步社会改革也变得艰难。50年代的印度社会，妇女仍然以母亲形象出现。1957年大热一时的宝莱坞电影《印度母亲》中，农妇拉塔（饰演者是《流浪者》的女主角纳尔吉斯）就是一位辛勤劳作承担一切痛苦的母亲。这种任劳任怨，苦难但仍有未来的妇女-国家形象，配合的是建国初年的一系列大型建设。
60年代开始，民族独立的喜悦逐渐散去，诸多仍未解决的社会问题浮上水面。种姓区隔、城乡差距、土地问题……而形成建制的中央的国大党政府和地方政府（乃至包括印度共产党的地方政府），都因自身的官僚、守旧而无力应对。印度各地逐渐爆发种种寻求激烈变革的抗争运动。从孟加拉到东南部的丛林地带更爆发了印共纳克萨巴里派（Naxalite）武装暴动，激进要求平等和土地革命。在暴动中，妇女扮演了重要角色。
种种不满在70年代汇聚成纳拉扬运动（JP Movement），从古吉拉特到比哈尔，学生、妇女、城市中产、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形成了古怪的同盟，共同反对长期执政的国大党政府，攻击贪腐问题、社会不公和物价飞涨。在众声喧哗中，印度女性开始接触到西方第二波女权主义的理念与运动经验。
美国民权运动和中国的妇女解放，在70年代成为印度女权运动的重要参考。她们开始有意识抛弃原先以“男女分工不同”对抗男权的模式，寻求“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平等权利。第一个新女权组织“进步妇女组织”（POW）成立于1974年，其领导者和纳克萨巴里暴动有所联系。她们强调印度社会中存在性别压迫，要求反抗男女不平等的分工和封建性别文化，呼吁妇女要拥有自己的事业，不被家庭所禁锢。在其宪章中这样写道：“我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能为自己工作，被限制在家里，从早到晚干活，没有独立，也没有尊严。”
更多女性组织随后涌现，她们参照第二波女权主义经验，广泛尝试介入种姓、城乡、工农等社会问题。这些组织在1975年英·甘地的紧急状态中被打压下去，但仍然留下了动员和组织力量。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印度爆发了女性抗议嫁妆谋杀（1977年-1980年）和抗议强奸的浩大社会运动。前者抗议因嫁妆不满意而杀害新娘的纵火案件，后者则抗议印度长期以来盛行的权力强奸，即警察、政府人员、农村地主、公司雇主对女性的性侵犯行为。这些运动都多少催生了立法上的进步（比如抗议嫁妆谋杀催生了1983年的刑法和证据法改革，以方便指控和惩戒犯案者）。
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尼赫鲁式社会主义难以为继，印度经济逐渐市场化，一方面是城市中产逐渐崛起，另一方面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印度教徒-穆斯林之间的摩擦矛盾不断。女权主义在印度社会中面临种种力量的撕裂，也分为了自由派、左派和激进派，越来越难以聚成一股力量。而中间派和右翼政党，也认识到了需要拉拢妇女，如1982年，孟买本地激进的本土派排外政党“湿婆军”（Shiv Sena）就设立了自己的妇女阵线。这些团体尽管由女性组成，却更强调城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尚武、排外的男性气概。
1987年的坎瓦尔（Roop Kanwar）殉夫案，是印度女权遭遇社会保守力量反扑的重要分水岭。这年9月4日，拉贾斯坦邦发生了一起女子殉夫案。死者坎瓦尔是一名18岁女子，和丈夫结婚仅仅8个月。她殉夫后被一些印度教徒视为圣人予以膜拜；女权主义者则随即发动运动，抗议政府袖手旁观，她们质疑坎瓦尔死于被迫，要求惩戒凶手，推动立法制止此类情况再次发生。但与之前的抗议不同，女权主义者的抗议遭到了宗教力量、部分妇女乃至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的反对。信徒和虔诚的妇女上街支持殉夫仪式，认为其中体现了妇女的道德力量；知识分子则批评女权主义运动一心想在印度实现西方式现代化，用“自私”和市场力量摧毁印度社会。现代化和反殖民的“印度传统”，又一次让妇女平权运动面临窘境。而这一次，她们不仅在社会改革上遇到阻力，也面临被多重社会力量逼到墙角的危险。雪上加霜的是，到1990年代，印度教徒-穆斯林的冲突与族群杀戮，随着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事件延烧到整个印度，妇女则在族群冲突中疲于奔命。
百年来，印度的妇女权益确实收获了不少进步。然而到今天，在一些人眼中，凡是已经达成的妇女解放成果，都是“足够”的，而尚待争取的权利，都是“过分”的。比如写出布克奖获奖小说《微物之神》，揭露喀拉拉“天堂”背后的性别与种姓压迫的女作家洛伊（Arundhati Roy）就被不少印度人视为“搞事”、“阻碍发展”的“左派叛国者”。在他们看来，这些作家、运动者揭露印度社会的黑暗面，获得西方人青睐，可谓是刻意抹黑祖国。2016年，以羞辱洛伊和其他左翼人士、平权人士而名声大噪的达金德尔·辛格（Tajinder Pal Singh）还成为了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在德里的官方发言人。
今天的印度女权主义者们发现，自己仍然要面对一百年前就遇到的问题：如何实现和男人真正平等，而非用“男女天生不同”来妥协抗争？近些年她们广泛投身于社会企业、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全球范围内改善妇女处境的行动中，也在种种关涉女性权益的事件（如2012年的德里强奸案）中大规模走上街头。但这些行动，无不处在男权、宗教、种姓和国家主义的四面夹击中。
最近几年，挟发展主义上台的印度人民党政府试图同时控制印度教民族主义和世俗的国家民族主义——前者试图将印度变成印度教徒的国家，后者试图保留50年代以来的世俗化民族主义遗产。而这两条路线所共享的，便是将印度变成强国，在各方面的竞争中取胜。《摔跤吧！爸爸》尽管鲜明反对前者（阿米尔·汗本人也常常是印度教激进分子攻击的对象），但其结尾，仍然回到了女性从家庭中走出来，为印度母亲争光的主题上。吉塔作为女性的成功，是个人的，也是中产的。她的成功是否能被其他女性复制？印度女性漫长的抗争历史是否能和吉塔的故事对接？恐怕很难。
《摔跤吧！爸爸》毕竟是宝莱坞电影工业的产物，要阿米尔·汗突出更多的社会批判意识，恐怕过于理想。但讨论电影中马哈维尔的角色是不是“直男癌”，并非无事生非。因为这些争议无论结果如何，都至少让印度女性的现状和挣扎“浮出历史地表”——乐观地看，在中产阶级逐渐壮大的今天，印度的男女不平等，至少在城市中会有所改善。然而在此之外，印度的性别平等之路尽管已经走过百年，却仍然是未竟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