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风村”唯一的老师(2)

两个孩子流利地背下来，他微笑着点头赞许。最后一个孩子背诵得有点磕磕巴巴，这名小学老师不再微笑，他站在讲桌前严肃地说：“好好读书，你们才能改变命运。”

“读书很辛苦，你们怕不怕？”

“不怕。”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谁怕谁呀。”他“嘿嘿”地笑了，孩子们也笑了。他走到孩子们跟前，把他们搂在一起。

彭绍贵当老师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想方设法让学生参加小升初考试。每到乡里一次，他就到教委反映一次。每次都是同样的答复：“等等吧。”

彭绍贵并不着急。长大后，每当别人说他是“麻风病人”，他默默脱下上衣和鞋，让对方指出他身上的麻风病。对方指不出，他就说：“以后不要叫我麻风病人。”慢慢地，他赢得别人的“平等”对待。

这一次，他想用学生的成绩，来换取“公平”。“只要学生成绩上去，一定能参加统考。”他说。

因此在课堂上，学生们经常能听到“你们能行”的话。彭绍贵还常跑到别的学校，拿考过的试卷，抄在黑板上，用统一的试卷要求学生。

一次，清华大学教授郑用熙及其夫人出现在大寨乡，“麻风病村”及彭绍贵的命运也因他们得以改变。1999年，郑用熙夫妇在当地建了“马海德希望小学”。

座谈会上，彭绍贵与郑用熙说了不到10句话，却成为挚友。此后他们再没见过面，一直书信往来。郑用熙夫妇的来信多达200多封，彭绍贵将其保存在一个黑匣子里。 

次年，在郑用熙夫妇的努力下，村子里四年级以上的学生，留在希望小学读书。2003年，村子的学生，第一次参加统一的小升初考试。

也是在2003年，凤庆县教师进修学校同意录取彭绍贵。当年10月，彭绍贵第一次以学生的身份坐进教室。脱产读书两年后，他接过毕业证书，“呜呜”地哭了。

“我和别人没什么两样。我通过努力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彭绍贵带点磕巴说道。

每当他听到村里哪个人辍学，就跑去做工作。近几年，他常带着自己读大学的侄子，现身说法。

他的行为引起村里几个年轻男子的不满。有个年轻男子想带村里一个女子外出打工。彭绍贵听说后，就劝说女子复学。年轻男子喝完酒责骂他，说他坏了自己的好事。他“嘿嘿”一笑，继续劝说。

早些年种下的核桃树开始结果，他和妻子经营的茶园也年年丰产。拿到中专文凭的彭绍贵没有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仍旧选择在村里教书。后来，他的月工资也提高到180元，一家基金会每月给他300元补贴。2009年12月，他转为公办教师，月工资达到2000元。

读书期间，彭绍贵写过诸如“我没有眺望过海，可海浪，早已在我的心中掀起”等句子。再次执教后，他就把这种激情传递给他的学生。

一节语文课上，讲《泉水》一文。他引导孩子们：“泉水不是简单地流入大海，一定做过很多很多事。你们想一下，泉水做过什么？”

3个孩子争先恐后回答。每一个答案，他都赞许地点点头，微笑着说“好”。

他走到学生跟前，依次问为什么会想到这个答案。3个孩子又展开想象。一个回答“泉水流过草原”的男孩说，草原上有个“漂亮的姐姐”，大家笑成一团。

“彭老师从不照本宣科，我们很喜欢上他的课。”一个学生说。

校园常有竹叶飘进来，下午放学后，彭绍贵总和3个孩子说笑着一起干活，把校园收拾得干干净净。

“营养早餐”计划实施以来，彭绍贵又多了一个任务。每周他都要骑摩托车，到14公里外领取孩子们的鸡蛋和牛奶，来回得俩小时。

早晨8点，彭绍贵的妻子给学生们煮好鸡蛋、热好牛奶。彭绍贵通常是变戏法一样，从各个口袋掏出。孩子们抢着，吞咽着，他就哈哈大笑。而这名老师，和村子里很多老人一样，通常不吃早饭。午餐通常是彭绍贵带着孩子回家吃，他不住地给3个孩子夹菜。惹得彭绍贵6岁的女儿频频撅嘴，常说她不是亲生的。

有一段时间，彭绍贵几个月没拿到工资，他想打退堂鼓。郑用熙夫妇得知后，写信、打电话鼓励他：“麻风病村的出路，在于知识。你走了，这些孩子们怎么办？”

这名代课老师到小时候常常放牛的地方想了几天，写信给郑用熙夫妇：“只要还让我教书，我就一直干下去。”

从那时起，他就老做同样的梦。在梦中，他放的牛丢了，或者死了。多年前，一次放牛时突降大雪，他抄近路回家，丢下牛不管。结果两头小牛犊冻死。此后他一直为这事懊悔。

每次梦醒，他都告诉自己，不能丢下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就像那些小牛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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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绍贵是云南省凤庆县郭大寨乡藤蔑河村这个“麻风村”唯一的老师。学生只有3个，两男一女，都是小学二年级学生。

如今，在大山里坚守12年的他教了80多个麻风病人后代。他的学生中，有两名大学生和4名中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