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柏飞丁的广告海报遍布柏林,从车站柱子到巴士到处都是。泰姆勒的公关活动给柏林的所有医生都寄去了一份柏飞丁的样品,希望医生们能够作为先驱,将柏飞丁介绍给普通大众。
德国人只着眼于柏飞丁提供的能量,却忽视了它的副作用。对于一战失败后首次重建,即将发动二战的德国来说,迫切需要的正是能量。不努力工作,就等于不爱国。其他药物不能提供能量,柏飞丁可以。而且柏飞丁还比咖啡便宜!
国防军是二战期间德国的联合武装力量。1939年,纳粹首次入侵波兰,国防军第一次尝到了甲基苯丙胺的力量和甜头。
整个军队对柏飞丁着了迷——他们的指挥官也不例外,洋洋洒洒地写了报告宣扬柏飞丁的“卓越”药效。在欧勒的书中就提到了这样一份药物使用报告:
“每个士兵都训练有素,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他们的身体里充斥着轻微的欣快感,他们对行动的渴望在不断膨胀。这种药物给了士兵们精神激励,效果显著持久,无一例外。服用四片柏飞丁后会产生双重视觉,能看到更多的颜色。”
另一份报告写道:“服药后饥饿感减少。最显著的药效是服药者出现了对工作的渴望。作用非常明显,不可能是基于想象,一定是真的。”
柏飞丁帮助前线士兵平安熬过了那些艰难的日子——睡眠少,大量创伤,胃部空空,还要在暴力强制下服从命令——柏飞丁提供的帮助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多。
当然,把几百万会上瘾的药片分给士兵也有不好的后果:上瘾是个大问题。仅是1940年四五月份,输送给陆军和空军的柏飞丁和类似药物就多达3500万份。前线士兵甚至写信回家,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柏飞丁。从将军到下属,从步兵队长到普通士兵,每个人都对冰毒上瘾了。
一位陆军中校受命负责装甲车部队,他在一份报告中言词明确地描写了这场大规模的嗑药:
“行动开始之前,运来的柏飞丁就被分给所有的军官。分到药物的连长把一部分留下自用,另一部分分给自己麾下的士兵,并明确告诉他们,这种药能让他们在行动中保持清醒。上面还下达了明确的命令,要求装甲车部队必须服用柏飞丁。”
这位中校也曾在战役中服用过柏飞丁,“4周时间里,每天2次,每次1片”。在报告中,他提到了自己服药后心脏痛的问题,并明确说明在服用柏飞丁之前,他的血液循环还是非常正常的。
这一不祥之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41年,纳粹德国健康部的领导利奥·康蒂(Leo Conti)最终掌握了充分证据,认定柏飞丁应该受《德意志鸦片管理法》制约,并正式声称柏飞丁是一种非法毒品。
第三帝国健康部的高层官员也相信——他们在信中写道——德国,“整个国家都沉迷于嗑药”,柏飞丁“令人不安的后效完全抹去了药物使用后取得的成功......柏飞丁耐药性开始出现,这足以让所有德国人瘫痪......想利用柏飞丁消除疲劳的人都知道,这种药会破坏精神状态,令肢体机能慢慢衰退,最终完全衰竭”。
甲基苯丙胺对人体的长期作用是灾难性的。上瘾很可能会吞噬所有的服用者。一旦上瘾,就会产生以下反应:萎靡不振、幻觉、严重脱水和持续的恶心。
纳粹的医生都心知肚明:短期的休息并不能让这些副作用消失。但除此之外,他们也束手无策,别无他法。士兵们要么死于心力衰竭,要么死于自杀,要么死于精神疲劳导致的军事错误——服用过柏飞丁的人总是难逃一死。
康蒂想要严格控制药物依赖的努力都化作了泡影。德国民众几乎都没有停止服用柏飞丁,更别说军队了,当时德国军队即将入侵俄罗斯,正是急需柏飞丁的紧要关头。事实上,1941年的此类药物使用量有所增加,并没有减少。
希特勒依赖莫雷尔是为了生存,德国依赖柏飞丁也是为了生存。后来,德国人开始直接服用冰毒,认为它的药效更加持久,完全没有意识到毒品的危害。战争还在继续,纳粹再也没能重新掌控柏飞丁,更没能在它的帮助下征服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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