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尷尬的遺體捐獻

向“無語良師”致敬。（供圖）

　　本報記者 栗靜敏

　　今年5月24日，昆明醫科大學人體解剖實驗室的老師將和照春的遺體接走了，這個27歲的農村女青年生前“留下一對眼角膜和獻身醫學事業的身體”的願望得以完成，實現了自己生命形式的另一種延續。受和照春事跡的感動，已有10多人簽署了遺體捐獻意向表。然而，當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遺體捐獻志願者的隊伍中來時，真正完成捐獻意願的人數卻很少。是什麼原因讓人們不能如願？近日，記者進行了調查採訪。

　　曹老師刻骨銘心的呼喚

　　2007年，年僅22歲的麗江女孩和照春被查出身患骨癌。在與病魔抗爭了5年多之后，今年2月，處於骨癌晚期的她萌生了捐獻遺體的念頭。5月24日凌晨2時許，和照春在家中去世。昆明醫科大學附二院的眼科醫生第一時間趕到了和照春家裡，了卻和照春生前捐獻眼角膜，讓光明永駐人間的遺願。5月25日，和照春捐獻的一對眼角膜，讓兩個人重見光明，當天晚上，她的遺體被接到了昆明醫科大學。

　　昆明醫科大學老師曹珍珍的手機上保留著一條信息，發短信的時間是深夜3點多鐘，“曹小姐，當你們收到我的遺體這天，麻煩你告訴科研人員，好好地研究我的這些包塊，我生前被它折磨夠了，謝謝。”這是和照春在生命將走到終點的時候發出的信息，她在生命的最后時刻，請求醫務工作者用她的遺體做研究，攻克人類健康的勁敵——癌症，曹老師說：“一個普通的人，捐出遺體得到的只是一張榮譽証書，她的精神太高尚了。”

　　曹珍珍在昆明醫科大學人體解剖學與組織胚胎學系工作，負責的正是遺體捐獻。她介紹說，遺體的用途主要有三個：醫學教學、病理解剖和器官移植，也就是說,生命,可以用另一種方式延續下去，或光榮地成為醫學生的“無語良師”，或用作醫學研究,或用健康完好的器官延續他人的生命。遺憾的是,與巨大的醫學需求相比,遺體捐獻缺口十分大,用於解剖教學的遺體標本更是一具難求。

　　曹老師說，遺體捐獻者中有一位將畢生精力奉獻給了醫學事業的德高望重的前輩，他就是我省神經外科學的奠基者和創始人李秉權教授。李教授的一段話讓曹老師記憶猶新：“我做了一輩子的醫生，死了以后也要拿這身‘臭皮囊’為醫學做一些貢獻，學生在我身上練熟后，病人就可以少受些痛苦。我患過腦腔梗、高血壓血管硬化，可以做病理解剖﹔解剖切完用完之后，再做成一副骨架，供教學使用。”曹老師敬佩地表示，在學校裡，我們稱像李秉權教授這樣的遺體捐獻者為“無語良師”，他們的生命在講台上得到了延續。每學期解剖課的第一節課，都有向“無語良師”致敬的儀式。

　　張先生遭遇處置權的尷尬

　　張先生退休后，一直很關心公益事業。一天，他從新聞裡得知由於標本有限，醫學生親自動手解剖標本的機會不多，而且現在捐獻遺體的人太少了，於是產生了捐獻遺體的念頭。

　　當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妻子，妻子說：“你是當過兵的人，經歷過戰斗的生死，你要作貢獻，我不反對，但是，孩子們的意見你要聽聽，還要問清楚，遺體用完后怎麼處理？將來讓大家找得到看你的地方。”征得妻子的同意后，張先生滿腔熱情地去到了省紅十字會捐獻辦公室，一打聽，紅十字會不辦理遺體捐獻事宜。他按照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給的電話，向昆明醫科大學進行了詢問，醫科大學的老師說，按規定處理遺體的具體細節不可能告訴捐獻者，但肯定是用於醫學科研和教學了，而且，捐獻遺體需要直系親屬同意才行，聽完介紹后，張先生頓時感到心灰意冷。他說：“沒想到，捐獻遺體這麼麻煩，自己做不了主，隻有等以后再說。”

　　自1990年雲南省接受遺體捐獻以來，報名登記的有398人，但實際完成捐獻的僅有50例，即每8個報名的人中隻有一個最終完成捐獻。

　　捐獻難主要源於社會的認同感，像張先生這樣願意慷慨捐獻出遺體的人只是鳳毛麟角。市民劉先生的想法代表了大部分人：“把父母遺體捐獻了，會背上不孝的罪名，遭到親人和社會的指責，即使是父母有這個願望，也不敢做這種事。”還有市民說，很欽佩遺體捐獻者的高尚舉動，但是自己卻做不到，因為一想到身故后還被暴露隱私，很難下決心捐獻遺體。一位市民說，他和夫人都很認同捐獻遺體的舉動，但是孩子們擔心以后到什麼地方祭奠家人，可不可以把遺體最終的去向告訴捐獻者的家屬，好讓他們有個紀念的地方，他到紅十字會去問，那裡不接受遺體的捐獻，到醫科大學打聽，也沒有明確告訴他們遺體最終是怎麼處置的，於是捐獻的事隻好先放一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