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创业一生 老兵不死

【财联社】（研究员 周亦成）3月初的云南，花海还未及绽放。一则讣告，在全中国的企业家中刷屏——褚时健走了。这位创业老兵，在这个春天还未来临时，走了。

褚时健何许人也？是曾经的“云烟领袖”？是“褚橙之父”？是，又不止是。他是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远古代”企业家，也是王石、冯仑、潘石屹、柳传志等当代商业大佬膜拜的企业家精神教父。王石说“我有很多粉丝，但我是他的粉丝。他不仅是云南人的骄傲，更是我们这些企业家的骄傲”。

一个人很成功，可以为追随者膜拜；但一个人为人膜拜，却一定不能只因为他的成功。褚时健的一生，是创业的一生。创业之难，不是难在路途之遐迩；而是难在失败之后，重头再来的勇气。而褚时健的数次的失败，是一切归零。

天行健

1928年，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的一个小山村。“时”是字辈，“健”取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意。他的父亲是做烤酒生意的，烤酒生意顺着家乡的铁道线，本来做得十分红火。然而，抗日战争期间，褚时健父亲褚开运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导致重伤，导致他的生意血本无归。于是褚时健开始逃课，帮助母亲干家务，并接手父亲的生意。这份生意是他的第一次“创业”，也成为褚时健学习经商的启蒙学校。

后来，褚时健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小时候看见火车就觉得长大应该过那样的生活。哪种生活其实自己并不清楚，但感觉米其林火车就能代表我们的愿望。”

1945年起，褚时健开始参加各类学生运动。由于他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因此他在1948年夏天离开昆明，随堂哥和堂弟回到家乡。回到家乡后，褚时健担任禄丰车站小学教师。

1955年，27岁的褚时健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1958年，褚时健被派往位于元江河谷的红光农场接受改造，他被分配到红桥一队，从事种地、烤酒、榨糖的工作。其间，他的妻子马静芬（当时任学校教师）带着女儿来到褚时健所在的农场工作，而马静芬从事喂猪的工作。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经营糖厂埋下了伏笔。

1963年，35岁的褚时健被任命为新平县曼蚌糖厂的副厂长。曼蚌糖厂当时有100名职工，经济效益奇差，县财政每年需要补贴20多万元，经常连工资都发不出。褚时健上任后，开始寻找经济效益不好的原因。

很快他发现，此时的糖厂熬糖用的是煤，而煤的价格极高。算下来，熬一斤糖，需要大半斤煤，而半斤煤就相当于几两糖的价钱。褚时健当即决定，改用甘蔗渣发酵做燃料，直接让企业燃料成本降低了85%。在褚时健领导下，糖场扭亏为盈，年盈利30多万元。

褚时健在糖厂一干就是16年，把一个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小糖厂，干成了玉溪地区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

褚时健回忆这段岁月说：“不是我有什么神奇的地方、而是我善于学习、从小就这样。我一直有一种意识，那就是，人活着就要干事情，干事情就要干好。”

烟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褚时健恢复工作。当时当时主管干部工作的中共玉溪地委副书记找他谈话，建议褚时健回地委工作。但是他不愿意在党政机关工作，而是继续在企业工作。当时领导向褚时健给出两个选项，一个是在玉溪卷烟厂当厂长，另一个是在塔甸煤矿当党委书记。最终，他选择进入玉溪卷烟厂担任厂长。

进入卷烟厂工作，就意味着与前半生的工作彻底告别。从头再来，褚时健接手玉溪卷烟厂厂长的工作。

1979年，51岁的褚时健第一次走进玉溪卷烟厂，眼前是一片萧条。厂区内鸡鸭满地跑、污水遍地流，很多员工一家子人挤在十多平米的土胚房里。烟厂经济效益差，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工人人浮于事，散漫消极。

厂里效益差，职工收入、福利就更不用说了，员工年均收入不到300块，很多员工一大家人挤在一间十多平米的土胚房里。五十岁的褚时健接下了这个“烂摊子”

褚时健上任后大刀阔斧对这个半作坊式的小厂进行改革。1985年，褚时健和六个乡的农户签订合同，在1768亩土地上，按照从在美国考察期间学到的新办法试种烟叶。量地、征地、行间距、施肥总量、施肥结构，技术人员手把手地带领农户一起干。

为了打破产、销、原料三个环节的体制壁垒，褚时健想出了一个办法：搭建一种新的烟草体制——三合一：把烟草公司、卷烟厂、烟草专卖局合起来，三块牌子，一套人马，一个领导。

在玉烟工作的18年中，褚时健率领该厂领导团队将陷入亏损的玉溪卷烟厂改造为亚洲最大的烟厂，为中国创造了991亿元利税。“红塔山”和“红梅”成为国内知名品牌，受到热捧。当时媒体报道，玉烟成为“民族企业的一面旗帜”，褚时健是当之无愧的“亚洲烟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