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记忆｜李银河：中国人经历了怎样的两性观

1973年，我20岁左右，刚刚从内蒙古建设兵团回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按着“世界文学名录”按图索骥，看了我所能找到的所有世界名著。我发现，那些世界名著里差不多全都在写爱情，《怎么办》《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少年维特之烦恼》《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个时候，我对爱情的看法就已经和父母那一代不太一样了。我开始认识到，婚姻和家庭不仅是过日子，也不仅是非常实用的那种。

其实我的父母，他们也不是“过日子”，他们之间也有浪漫的爱情：他们两个是在延安相识相爱的。有一次，我问我的母亲：你们那时候是怎样相爱的？我母亲说，就是有一回过河，她摔了一跤，差点摔进河里。我父亲拉了她一把，然后他们就“好上了”。他们其实也是因为感情而结合的。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爱情和性是绝对的禁忌。因为爱情和性，本身属于私人领域，和当时狂热的集体主义是对立的。当年《联合报》给王小波评奖，一些评委说：“小说写得倒是不错，但是为什么非要写这么多‘性’呢？”其实，王小波笔下的性是一种反抗，用人最本质的生命力来反抗秩序对人的异化。

1982年，我去美国读书，硕博连读，选择的是社会学系。去美国之前，我在社科院做过一点婚姻调查，所以博士论文写的也是当代中国的婚姻和家庭。回国以后，我的研究领域其实也集中在三个方向：婚姻家庭、性别研究、性研究。

1988年，我从美国回国，准备搞社会学研究。当时北大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站，急需1988年毕业的，既是学社会学的又愿意回来的博士，我就成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我的导师是费孝通。我当时报了10个题目，研究方向包括婚前性行为、婚外恋、单身、不育等。这10个研究题目，费先生都非常支持，最后编辑成一本20万字的书《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

我能够感受到，中国进入了一个变革的时代。以婚姻家庭这个领域来说，好多人的观念都在变：性的观念在变，生育的观念在变，结婚的观念也在变。好多人不想结婚了，城市里还出现了一批人自愿不育。在几千年前的中国，这根本不可想象。

我的一项早期研究是关于生育观念的。我到浙江一个非常小的小村子，还有山西我最早插队的农村做调研，和城市的自愿不育者进行对比。能感受得到农民对“计划生育”这个政策的紧张态度，因为这个政策和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太不一样了，冲突非常激烈——计生干部说自己的工作是“天下第一难”。但是你看现在，国家鼓励年轻人生二胎，年轻人都不生。中国人真的是改变了。

中国人的生育观念起这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我们称之为“现代化”。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事实上，在我们的研究中，上海总是数据最显眼的一个城市。比如说单身率最高、结婚率最低，离婚率最高、同居率最高。所有最先锋、最前卫的指标都在上海。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经历了现代化过程的大都市。社会观念的变化都首先在这里有所反映。北京的数据也很高，但不如上海那么前卫。

在婚姻家庭领域，第一个趋势是“核心家庭”开始成为主流。所谓核心家庭，就是一对夫妻，加上他们的未婚子女。和父母等几代人住在一起，叫作“主干家庭”。美国在20世纪初已经开始了核心家庭化，核心家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成为美国最普遍的家庭形式。而在中国的20世纪70年代，三代同住的主干家庭比例还很大，当时的数据是20%～30%。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核心家庭逐渐成为中国家庭的主流。

第二个趋势是单亲家庭增多。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刚做研究时，单亲家庭只占3%左右，2007年我们的调查显示已经是12%。当时是全国五大城市的调查，基本可以推论到5个城市的家庭，一个城市大概有800个样本，一共4000个家庭。

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是变化最大的，1989年北京（有婚前性行为）的随机样本是15%，2011年清华大学做过一个研究已经达到71%。这个变化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在和“童贞观念”有关的择偶标准调查中，中国人在世界上的排名从来都是非常靠前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而在美国的男女青年择偶标准中，对方是否为“处男”或“处女”只排到第十七、第十八位。

在婚姻家庭、性别研究、性研究三个方向中，性研究的禁忌最多，压力也最大。因为我们的社会，几十年来，一直是反性禁欲的。具体到研究上，一个表现就是，和性有关的研究课题，基本上不可能申请到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