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曾发起中国第一次爱情大讨论,鲁迅等人参与其中。记录该次讨论全过程的《爱情定则》即将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 
Ｉ鲜兰40年代初张竞生夫妇摄于旧寨园
《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封面。
张竞生声援刘海粟的《裸体研究由裸体画说到许多事》一文。
Ｕ啪荷的《性史》封面。台湾再版时下边写着“未满十八岁者禁止阅读”。
1912年10月17日,由中华民国稽勋局遴选的25名留学生,出国前部分合影于上海。其中有谭熙鸿(前排左2)、刘鞠可(前排左5)、张竞生(前排左7)、杨杏佛(后排左1)、任鸿隽(后排左4)、萧友梅(后排左6)、宋子文(后排左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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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长期以来,梁方仲先生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直偏处中国史学主流之外。唯所幸者,在日本和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不但一直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流之中得到承认和重视,而且历久常新,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其生命力。天涯网友“燕巨兰”
站在21世纪重新审视上世纪五四新文化时期一代先贤,我们有理由认为,当年与胡适并列为北京大学最年轻的两个教授之一的广东人张竞生,是20世纪中国最敢解放思想、最具创新意识、最富于争议的人物之一。
他是一个怀抱理想的革命者和学问家,早年追随孙中山,与李大钊并肩战斗,与周作人展开论战；是一个妇女解放的倡导者与急先锋；是一个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者和实践者。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帮助中国人树立起现代的生活理念,包括衣食住行,包括爱情、婚姻、家庭,他都有一整套十分超前又切合当下观念的全新理论。
那么,张竞生在爱情、婚姻、性爱、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方面,在生活和人性之美的发掘上,到底带给我们怎样的“先知”之说?记者采访了对张竞生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江晓原和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守森。
江晓原:他是中国现代性学研究先驱
他低估了当时的保守力量
南方日报:你对张竞生最初的印象是怎么样的,是什么机缘触动你研究他?
江晓原:写《张竞生其人其事》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说来也十分有趣,从这篇文章的发表过程上看,也足以说明人们对张竞生在认识上的分歧。
真正触动我认真研究他,源于上海某家杂志社的约稿,我写了《张竞生其人其事》一文,整篇文章对张竞生的生活经历并没有刻意隐晦、夸大,不料这篇文章却以“你对张的评价我们不能接受”为由而被杂志社“枪毙”掉了,但我不愿意因此改变自己对张竞生的看法。这篇文章最终发表在别处。
后来,意外地接到张竞生次子张超的来信,告诉我台湾大辣出版社要出版张竞生当年《性史》第一集的新版《性史1926》,而他要求一定要将我的《张竞生其人其事》一文作为序冠诸篇首。在他看来,这篇文章“是改革开放以来数百篇对张竞生的评价文章中最全面、准确和最有学术价值的”。
南方日报:和那个时代其他学者和文人相比,你觉得张竞生最独特的形象和价值是什么?
江晓原:张竞生与那个时代的学人相比并没有太大不同,人们之所以认为他“奇特”,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因为一部《性史》而身败名裂。
当时的北京大学自由化气氛浓厚,学术研究禁区很少,张竞生和一批教授联合成立了“北京大学风俗调查委员会”,他是主任委员。他们认为,性以及性有关的风俗当然也应在研究之列。他们收集民间的色情歌谣,并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周作人对此事还非常热心。收集的歌谣还在北大每周一次的校报上刊登,当时的校长蔡元培甚至还为此受到不少人的抨击。
张竞生编写《性史》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里面收集的是真正愿意从事性学研究的人(包括他的太太一轲女士)所亲身经历的感受。当时从事性学研究的人并不少,鲁迅对性问题也有过密切地关注,刘半农甚至还仿制当时的“歌谣”。但张竞生的运气的确不好,《性史》第一集畅销后就被不法书商抄袭仿制,他自己可能也没想到小小一册书,竟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他本人也为此付出了身败名裂的惨重代价。
南方日报:张竞生一生充满荆棘,这么多年来他的经历和学术都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你认为主要是什么原因?
江晓原:自《性史》风波后,他逐渐“下降”到了一个地方性人物。他晚年回忆往事时曾提到,他性格直率做事有时欠妥,如果能够控制一下情绪可能结果会好些。他和周作人原是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的同事,在思想及学问方面有一些共同之处,早年周作人还曾将张引为“同志”,还撰文称赞张的《美的人生观》为“痛快”之事,但后来引发的笔墨官司则彻底葬送了两人的同道关系。
《性史》风波之后,张竞生也曾意志消沉、心灰意冷,他后来才明白当时中国改革阻力大、保守势力常常得逞。但家乡人民一直都没有抛弃他,张竞生在广东文史馆供职长达7年,大家对他都报以尊重、宽仁的心态。
南方日报:张竞生的性格与他后来的人生境遇是否也有一定关系?
江晓原:张竞生个性张扬,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他缺乏社会经验,低估了当时社会上的保守力量,《性史》激起了保守势力的强大压制和反扑。他对社会上人心险恶完全没有概念,出版《性史》时根本就没有想到会被不法书商利用。
如果张在今天的社会,可以打官司为自己澄清,但当时的司法系统不健全,加上社会上固有的偏见,导致他毫无还手余地。那个时代也有“愤青”,也有“小报”来“起哄”,在那样的社会舆论下,张竞生和他的《性史》变成了众人抨击改革的“反例”,“再敢鼓吹改革,张竞生的下场就是例子!”
他是一个勇闯“地雷阵”的人
南方日报:对于张竞生在性学上的研究,应该如何评价他的成就、界定他的地位?
江晓原:他是中国现代性学研究的“先驱者”,现今很多有关性学的社会调查、现场访谈的内容比当年的《性史》更为详实、细致。张竞生做了一个勇闯“地雷阵”的人,后来的研究者可以从他开创的路上走过去,他是值得怀念的,虽“身败”但“名存”。
性学研究与社会很多层面都有“接口”,这就注定了它不会太“学院派”。由于时代的局限,人们认识也有局限,很多人对张竞生的研究鄙夷、不解。他介绍的“第三种水”、避孕理论等虽在当时引来一片骂声,但今天证实都是正确的。
南方日报:留学回来后的张竞生为何会将视野放在“性”和“美”的研究上,完全不同于早年研究的“政治”?
江晓原:实际上,在张竞生的那个年代,文化已经是高度开放了。他早年认识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并被孙中山指派为民国议和代表团秘书,可算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不过张竞生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利用这些便利去谋取“官职”,而是去法国留学,从而接受了大量西方学术和思想,脑子里放满了社会学、性学、优生优育之类的学问。
而那时候的国人多热衷于“政治”,一是当时政局变迁频繁,二是人们往往将更多视野放在与政治有关的“人”或者“学问”上,其他的则被有意无意“遮蔽”掉。例如,提及现当代文学,人们往往只谈“郭鲁茅,巴老曹”这6个人,好像整个1949年前的文学史只有“左翼文学”,但实际上当时张恨水、张爱玲的书读者要多得多。这种“过滤”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
他的成就也不可盲目夸大
南方日报:那个时代中国的性学传播情况如何?如何看待《性史》在中国性知识传播、性教育普及上的作用?
江晓原:早在上世纪30年代,电台里就有了专家解答性疑难问题的“午夜节目”,还有相应的书在上海出版。称张竞生为“先驱”包含着为他平反的意味,他的成就无可非议,但也不可把作用盲目夸大。
现在人们在观念上比那个时代更开放、更宽容,李银河、潘绥铭等一批性学家都在继续着更深层次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激进的主张。这些都已经远远超过了张在那个时代的性学发展。任何事物,我们都需要放在时代的背景下去审视,不要简单地拔高,也不要过多地赞美。
南方日报:从“文妖”到“先知”,为何会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江晓原:无论是他的文章、还是他后来的乡村建设,他的经历已经成了某种公共活动的一部分,仅仅给他一个简单的判断、“标签”是远远不够的。对待任何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不应只是对“当下”的评断,而应以“多元”的视角和心态去面对:一是发掘以前被“遮蔽”的部分；二是建立多元的价值标准。
杨守森:他的美育思想有可操作性
他不像鲁迅讽刺的那样简单
南方日报:你在论文《张竞生的美育思想》中,将张竞生与王国维、蔡元培等美学先驱并列。是什么机缘触动你研究他?
杨守森: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对张竞生实在说不上有多少研究,只是凭专业兴趣,写过关于他的文章而已。张竞生这个人,我大约是在“文革”期间从鲁迅的一篇杂文中知道的。鲁迅曾在那篇杂文中讽刺张竞生开的书店卖下流读物,由于当时看不到张竞生的著作,不了解真相,所以对张竞生的最初印象不是很好。直到1999年,得读广州出版社出版的《张竞生文集》之后,竟大受触动,感觉张竞生绝不像鲁迅讽刺的那样简单,是一位很严肃、很有贡献的学者。尤其是在美育方面的研究,至今看来,仍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南方日报:在20世纪的中国美学史上,最早倡导美育的是王国维和蔡元培,张竞生的美育思想与他二人有什么关系?
杨守森:在重视美育这一点上,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但现在看来,我认为更值得重视的还是张竞生。因为在王国维、蔡元培那儿,主要还是一些原则性、理论性的主张。真正从实践角度,更为系统地思考美育问题的还是张竞生。
张竞生美育思想的突出特点正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施美育。我认为这正是美育研究的关键。他在《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及主编的《性史》等著作中,涉及的都是很具体的实施问题,比如衣食住行如何美?性爱如何美?生育如何美?工厂如何美?道路如何美?甚至国家的政治体制、机构设置如何美等方面的问题,都有很具体的主张。张竞生所谈的,才是更有实际意义的美育。
“种田也要种出审美的境界”
南方日报:在《美的人生观》中,张竞生谈论的主要是美育的核心目的,是人生的美。他的主张对今天的人们有何启发?
杨守森:在张竞生看来,人生的美有两个要素,即科学性与创造性。科学性是就身心健康而言的,创造性是就人的精神生活而言的。
怎样才能实现人生的美?张竞生提到了四个方面:一是美的生活观,即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等日常生活,都应遵循美的原则。如衣服设计要显示出人体的风韵等等。二是美的性爱观,强调性活动的主要目的不是传宗接代,也不在于生理快感,而应注重于精神享受。三是美的生育观,认为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的繁多,而在人口素质,因此,必须实行节育及优生优育,如要注意受胎时的身体状况与自然环境等等。四是美的职业、科学与艺术统一观,如“一个工程师,应是一个审美的工程师”；“种田,也要种出审美的境界”等等。
南方日报:张竞生又在《美的社会组织法》探讨人类的各类社会组织,有人认为他的想象大胆而独特,但太具有乌托邦色彩,你怎么看?
杨守森:张竞生认为美的社会组织有两个重要准则,一是人人得以平等的保护与分配的公道,二是发挥个人才能,满足个人意愿的自由。
张竞生的美育设想中也有一些不太切合实际之处。比如他所主张的性行为的高度精神化,家庭组织的“情人化”之类,恐是很难做到的。特别是他由“美治”观出发设计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爱美院”,听起来更是近乎童话了。
公开谈论性当年不合时宜
南方日报:张竞生的美育思想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似乎既有他留法期间感受到的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也明显带有中国本土的“五四”时代精神的痕迹?
杨守森:张竞生的美育思想中,所强调的“自由”与“公道”显然是与他留法期间亲身感受到的西方现代文明有关,也分明是兴盛于中国本土的“五四”时代精神影响的产物。他以卫生、医学保健为基点对“美的衣食住行”、“美的生育”等问题的论述,更是现代科学精神的体现。总起来看,张竞生的美育思想,恐不能说只是带有“五四”时代精神的痕迹,应当说是“五四”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方日报:张竞生的美育思想之所以受人冷落甚至误解,原因是什么?
杨守森:大概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与时代背景和历史状况有关。张竞生发表其美育著作的年代,中国正处于内乱外患的危机之中,中国人的生存尚是问题,谁还顾得上美育?与之相关,“五四”以来的中国社会,长期处在以破坏一个旧世界为主旨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浪潮中,而张竞生却在大谈与时代主潮格格不入的“美的生活观”、“美的性爱观”、“美的生育观”之类问题,为人冷落,甚至招致非议,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是与他讲的性美育有关。张竞生出于美育目的主编的《性史》之类著作,尽管出现于“五四”新文化的背景中,但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封闭保守的国度里,公开谈论性,还是为许多人难以接受的。连鲁迅都曾予以讥讽,何况一般人?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长期近乎清教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张竞生当然也不可能受到重视了。
他提出的节育已成为国策
南方日报:他思想的超前是否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他思想的独特价值?
杨守森:是的。张竞生美育思想中涉及的许多问题,虽长期受到冷落,但如今看来,人们不能不叹服张竞生的超前性、远见性。比如他所高度重视的以节育为主要目标的生育美,早已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他所提出的性行为美、环境美、产品设计美等等,也已深受重视。他所提出的如果失去了美的导引,科学家将可能成为“大罪人”等有关论断,对于遏制当今已经导致了全球生态恶化,刺激了人欲膨胀,以及发明制造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不顾人文价值与其它后果的“科学主义”弊端,仍具重要的警示作用。另如张竞生从他的美育观出发,当年就已提出的教育权应与行政权分离问题,正是目前我国教育改革中正在探讨的重大问题之一。正是由此,可更为清楚地看出张竞生美育思想的独特价值。
南方日报:目前国内有关美育的研究好像还处于理论层面上,而在实操层面上的很少,张竞生的研究对当今的美育建设而言,有什么启发?
杨守森: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美育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再度受到美学界、教育界的重视,并已为教育部纳入与德育、智育、体育并重的教育方针。但迄今为止,有关研究成果,大多仍不过在空泛地谈论美育的本质,美育的意义,美育是情感教育还是艺术教育等等。由于缺乏更为切合实际的可行性探讨,故而尽管呼声很高,成效并不明显。问题的关键正在于:与一般的美学问题及教育问题不同,美育的关键恰恰在于“可操作性”,即美育的研究,应重在为人类设计具体可行的美的生活方式,并积极创造条件予以实施。
也就是说,美育,就其根本目的来说,就是要把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的活动,以及人本身都建设成美的存在,让人以美的、诗意的方式生活、工作、学习。而正是在实践方面,张竞生提出的许多主张,对于我们当今的美育建设仍具深刻而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蒲荔子
特约记者周豫
(访谈经受访者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