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秧歌：来自远古的狂欢(4)

　　陕北的“沿门子”秧歌，每到一户，伞头儿都对主家歌唱。这是吉祥图案场子之外的又一种祈福手段。安塞蔡维杰领秧歌队拜年时曾唱：“一见主人福寿长，家里又有万石粮。万石粮上插金花，荣华富贵常在家。”这时，秧歌队全体合唱最后一句：“嗳咳嗳咳哟，荣华富贵常在家!”

　　这种歌唱形式不局限于“沿门子”，各种秧歌形式均广泛使用。如迎送秧歌：

　　迎方唱：“张飞刘备他三人，三人上马请先生。请的先生是孔明，赶上徐庶强十分。”秧歌队全体合唱末句：“嗳咳嗳咳哟，赶上徐庶强十分。” 客方答：“敬德我初到瓦岗寨，礼仪规矩我全不解。我请贤兄多遮盖，米粮川上把你拜。”也是全体合唱末句：“嗳咳嗳咳哟，米粮川上把你拜。”

　　送客时唱：“擂鼓三声离长安，高叫贤兄把心安。举手一拜沙陀官，保送朱王回长安。”还是全体合唱最后那句：“嗳咳嗳咳哟，保送朱王回长安。”

　　在广场上，秧歌队走场子间歇时，伞头儿把队伍拉成一个大圆圈，他自己转着花伞进人中心，放声唱秧歌。他也可以把伞交给其他能唱的人，让人家唱。歌唱的形式一如“沿门子”，不管场上有多少人，都徐徐围走――形成旋转，他唱罢末句，全体“嗳咳嗳咳哟”，齐声吼唱最后一句。

　　这种固定的歌唱形式，在历史上有迹可循。有学者认为，唐代敦煌驱傩时，歌唱的结尾都有合唱。那种集体的合唱和呼吼，作用是壮大驱鬼的声势。敦煌文学中有一种民间唱词，主要用在民间驱傩等仪式的唱诵中。它们都是通俗上口的韵文，但是在标题中，或在某小段的开头或结尾，总标着奇怪的“儿郎伟”三个字。有学者说，这三个字，就是歌唱中间的“哎哟喂”。

　　保留史前传统音乐形式的只剩萨满。东北二人转里有个“嗳咳哟”的形式，它可以反复成“嗳咳哟、嗳咳、嗳咳、嗳嗳哟、嗳咳哟”的一大串。早先还有分唱和合唱、主唱和帮腔之类的唱法。

　　在萨满仪式中，当萨满来神时，周围的人都必须跟着唱歌。或者是在萨满的主持下，有一人唱歌，其他人围成圆圈，随着他唱和起舞。如果这种围绕合唱的形式是在增强巫的能量，那么，这种形式就一定是承自远古。萨满这种原生性宗教在很多地方还生存着，包括陕北。那么，陕北秧歌里众人走成圆圈、伞头儿居中歌唱的形式，会不会与萨满——巫的歌唱形式有渊源关系?这种围圈儿歌唱的形式不局限在陕北的秧歌里，其他地方也有，他们可能有共同的起源。

　　想上古时代，方相氏领着一百多人“索室驱疫”，应该也是领头儿的发出一套声音，再用群体的声音壮大声势的。而那个小巫见大巫的“率巫舞雩”，更可能采用这种壮大声势的形式，因为悄声无息绝不会感天动地。我们从当代陕北乡间天旱时的祈雨祭仪中能看到这种形式。领头儿的唱：“晒坏了，晒坏了，五谷田苗子晒干了!龙王老——”这时，不管有多少人参加，都齐声吼唱：“救万民!”固然，今天陕北秧歌的曲调不同于一千多年前的敦煌驱傩唱曲，也不同于白山黑水之间的萨满神歌，但集体末句合唱和围圈那种形式上的一致，却已经透露出秧歌歌唱形式里来自巫仪的遗传信息。

　　东北不少地方把“二人转”叫作“小秧歌”。它出自秧歌，自然更是出自萨满祭祀歌舞。“萨满”的原意是“因兴奋而狂舞的人”，这和《说文》对“巫”的解释是一致的。巫师在祈神、祭祀、驱邪、治病那些活动中的舞蹈性动作，便是萨满舞，也就是“跳大神”——《说文》说的“以舞降神”。

　　陕北秧歌里的二人场子和东北二人转，在形式上有近似之处。学者介绍，传统二人转与北方萨满祭祀歌舞中大神、二神演唱形式，形态基本一致。男性角色围着男扮女装的女性角色转。这一特点，在陕北的二人场子里也有表现。二人场子同样是一男一女——女性角色也常是男性装扮，表演赶毛驴、蛮婆蛮汉、张公背张婆等情景。著名新编陕北秧歌剧《兄妹开荒》，就是在二人场子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陕北秧歌中还有四人场子、八人场子或人数为四的更多倍数的场子，那是男女人数对等地表演的程式化“阵子”，如四梅花、四兜圈、品字形、大交叉、猛虎下山等。这些小场子——也叫踢场子，形式不单调，内容极丰富，是热闹的大秧歌中欢快或振奋的小秧歌。东北秧歌好像没有这么多形式，只独立出来个二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