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的一次高潮 明代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图)(2)

　　利玛窦(Matteo Ricci1522—1610年)于1577年(明万历五年)报名参加耶稣会前往印度的传教团。他有着丰富的神学、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知识，在葡萄牙候船期间，又进入耶稣会训练东方传教团的中心进行了短暂学习。1582年(明万历十年)4月，利玛窦从印度果阿出发，四个月后到达澳门。

　　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罗明坚和利玛窦来到广东肇庆，并很快与肇庆知府王泮搞好了关系，被批准择地居住和修建教堂。教堂建成后，总督和知府先后张贴告示，禁止任何人在此扰乱。肇庆府的其他官员也争相与两位神父交往。但当地士绅百姓与他们存在隔阂，称他们为“番僧”，不时发生矛盾冲突，有人甚至往他们的房屋上扔石头。

　　为缓解当地百姓的敌对情绪，利玛窦等穿起中国式的大褂长袍，决定暂时不谈宗教，并出重金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介绍中国情况，讲解经书，以便与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他们又用西方科学技术、新奇的西洋方物等吸引中国人，博取当地民众的好感。他们积极学习中国文化，将天主教义融合进中国的古代经籍之中，从《中庸》、《诗经》、《周易》、《尚书》等书中摘取有关“天”和“帝”的条目，比作西方天主教义中的天主。

　　为吸引中国人目光，利玛窦还公开展览西方先进的机械制造产品和科技成果，如钟表、三棱镜、圣母像、地图等。为迎合中国人“中国是中央帝国”的观念，利玛窦还改变了世界地图在西方的原始面貌，使中国刚好位于地图中央。这些引起了中国人的浓厚兴趣，利玛窦的住宅门庭若市。他利用在国内所学的知识，致力于制造天球仪、地球仪，成为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者。

　　此后，利玛窦又在南昌、南京传教游历十多年，他的汉语越来越纯熟，中国的民俗也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了他，他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但在大多数人眼里，他仍然只是一个西洋杂货郎。利玛窦听从了中国朋友的忠告，换上儒装，一边学习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一边接近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如徐光启等人。他颂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糅合中西方两种哲学观念，并用先进的科技产品敲开了贵族、官员们的大门。

　　利玛窦更关心的是教会在整个中国的发展。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带领部分随行人员再次向北京进发，终于在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

　　万历皇帝对利玛窦的礼物非常感兴趣，特地在皇宫内为自鸣钟盖了一座钟楼。万历皇帝第一次看见那座高大的自鸣钟时，钟还没有调好，于是他命令立刻召见神父们。其实，他不仅对传教士们进贡的礼物有兴趣，也想看看这些送礼的外国人。但最后他并没有亲自接见传教士们，而是派了两个画师去给利玛窦画了像。传教士们被允许在北京长期居住，明政府每隔四个月给他们发一次津贴。

　　由于在首都定居的影响，传教团的地位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变得十分稳定，天主教的信仰在各地滋长起来，中国成为利玛窦神父主持下的独立传教区。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3月，利玛窦因病在北京去世，万历皇帝为他在阜城门外拨了一块墓地。

　　利玛窦的译著有《坤舆万国全图》、《天学实义》和《几何原本》等。那时候，没有一个西方人在中国的影响比得上利玛窦，他被尊称为“利西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