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协和神学院林培泉教授访谈（一）：和合本圣经的百年影响

2019年是圣经和合本发行一百周年的日子，它在中文世界中使用广泛、影响深远，是众多信徒常常诵读的经典，“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等经文耳熟能详。日前，福音时报专访了金陵协和神学院旧约教师、南开大学客座副教授林培泉，谈到了和合本圣经的百年影响、“龙”等词汇的翻译带来的问题以及中国解经事工的发展。下文为第一部分：和合本圣经的百年影响。

和合本圣经的百年影响

和合本圣经（即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始于1890年，结束于1919年，基本是在翻译组计划的三十年内完成的。翻译委员会主要成员有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年－1908年）、美国公理会的富善（Chauncey Goodrich 1836年－1925年），中国浸信会的鲍康宁、杨格非、白汉理等，以及其他在不同阶段加入、后因不同原因（教会事工忙碌、退休、离世）退出的西方传教士，前后共十六位，所选的人都精通圣经原文和中文。协助他们翻译的中国基督徒有诚静怡、王治心、王宣忱、邹立文等人。

为了在传福音的过中不要互相冲突，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流通，所以不同宗派的传教士聚在一起决定联合翻译圣经。1907年，新约翻译完成，旧约只译了诗篇，狄考文即离世，后由富善继任翻译委员会主席，领导完成了新旧约全书的翻译工作，于1919年出版问世，全部委员里只有富善一人在82岁高龄时见证了那一幕。

林教授认为，首先，和合本圣经翻译事工是来华传教士的联合事工，是他们在中国教会合一事工的见证。传教士们来自不同国家和宗派，虽然之前有传教士大会，但在合作上很难具体化。1890年确定要翻译的圣经版本为和合本，当时有三种：深文理（文言文）、浅文理（浅文言）和官话和合本（白话文），1907年浅文理译本面世，最不被看好的是官话和合本。

为何官话和合本不受待见呢？因为读书识字的人阅读文言文，一般人看半文言，民间讲各自地方的方言。在翻译这个版本的圣经时，用哪个地方的官话，传教士们也争论了很久。相关信息敲定后，成立了圣经翻译组执行委员会，再聘请翻译委员会成员，能够被选上的人需要懂圣经原文和熟练使用官话，一般都是宗派里的重要人物，本身事工很多。因此，是否有精力来参与或者此译本真的那么有价值，这在当时都很难下结论。

“有的传教士许诺了参与翻译却不见人影，有的参与了却只想匿名，人员不断变动。因此，最后能完成这项事工，确实是传教士在们不同文化中开展合一事工的见证。”林教授说。

官话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得到了英国圣书公会、美国圣经公会和澳大利亚圣经公会的支持，其中英国圣书公会的支持力度最大。

第二，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传教士们将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扎实地在做处境化的工作。合作的过程中，传教士们要彼此磨合，不同的翻译功底和各宗派对中国的理解不一样都可能引发争吵，比如负责新约圣经翻译的狄考文很有个性，但大家一起工作的时候需要放下自己的想法，有人退出有人冷静思考后继续参与。

“这是一个合一、妥协和学习谦卑的功课。对于传教士在学习中国文化和向中国人传福音时更加谦卑。”林教授认为，当进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传扬福音时，需要接受这个文化对基督教的接受和融入程度。

第三，从1907年新约出版到整个官话和合本的出版，对当时的白话文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那个年代，白话文运动主要在城市地区展开，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都读过和合本，它的语言表达和文风影响了当时的一些作家。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传教士们在农村教会讲道时使用白话文，不少信徒通过读圣经开始识字，这样可以更好地追求信仰，识字班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文盲人数，促进了农村地区的文字教育。

第四，官话和合本采用的是英文标准译本，这是英语世界都接受的圣经版本，作为圣经考据的最新成果。这给后来的圣经翻译提供了一个原则，就是任何文本的翻译或查阅都要采用当时圣经考据的最新成果。包括和合本修订版从1984年开始修订，到2004年新约修订完成，都采用和吸收了大家公认的圣经考据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