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6岁，我有恋童癖(5)

和组员们交流的过程中，亚当发现他们对社会上的恋童癖调查的关心显然不够深入—每个人都说害怕家人和朋友们反对，害怕执法人员那令人讨厌的关注。然而，亚当解释说许多人情愿冒险一试也不要独自一味地打消自己的邪念。 “对于一个恋童癖来说，几乎没有可以前往获取信息或者其他任何帮助的地方”，他说，“我可以说肯定有一些无法走出恋童癖痛苦的人自杀了，但他们即使在遗书里也从没承认自己是恋童癖。我觉得这些人的数量可能比人们能发现的还要远远多得多。”

亚当说虽然这些年来这个小组一直也有其他人加入又离开，但目前，小组里共有九位成员，八位男士以及一位女士，他们都处于16岁到22岁这个年龄段之间。有些成员来自远在海外的菲律宾，但是由于语言障碍的限制，大部分的成员还是来自美国和英国。

他的小组有两条规定：第一，不能犯过罪或者怀有犯罪意图；那些质疑小组理念的人如果最后无法做到对小组理念心悦诚服的话将会被驱逐。第二，保证不再使用儿童色情作品。亚当告诉我，当你还在看儿童色情作品的时候加入这个小组是没问题的，但必须努力去摆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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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的母亲最近才发现有这个小组。当意识到这样的支持对于那些和亚当一样有恋童癖的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时候，她认可了这个小组。但她对于他们在没有专业人士的监管下运营这个小组的方法依然持有疑惑。“我们应该了解问题所在，以便我们找到合适的方法去解决它。帮助他人的方法是要找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宝拉说道，“我们必须跟外界建立起联系。因为他们有其他渠道，比如热线电话，可以供他们提出自己现有的问题并且获得帮助，所以我们必须为那些可能有这些想法和要求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可获得的宣传资料。”

伊丽莎白·莱图尔诺（Elizabeth Letourneau）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预防儿童性虐待的穆尔中心的创办董事，她告诉我，“每个治疗过性犯罪者的人都知道，很多性犯罪者都被自己的行为吓坏了。”“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其实并不想对儿童性虐待。”

前个二月某个沉闷的下午，我们在她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面。办公室的窗台两侧挂着镶框照片，照片上是她的两个儿子。窗外，你可以看到细雨温柔地笼罩着巴尔的摩市区。穆尔中心的核心使命是“努力改变国家看待儿童性虐待的态度，因为性虐待是可以避免的”。办公桌上的书以及装满论文期刊的档案袋堆得高高的，她从办公桌那里走过来，接着说：“我们一直说我们十分关心性犯罪，我们既不希望小孩子被性侵犯，也不希望成年人被强奸，但我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制止它。我们更多的是关注罪犯的审判，那意味着犯罪行为已经发生了，大部分犯罪行为往往都已经发生了。”

莱图尔诺是美国主动预防领域内唯一一位发展科学和政策的研究员，她想要执行一个与她在中心的工作分开的计划，为非犯罪者和其他相似的罪犯提供预防治疗。她关注的重点在青少年身上，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她相信及早预防更有效，并且青少年作为对象看起来对潜在的资助人以及审查委员会的威胁较小。她也会让家长们参与到这个计划中，虽然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你需要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参与这个活动时，你要面临一种风险，一些孩子由于害怕、羞愧，抑或是尴尬，无法和家长讨论这件事，”她说。“我们会因此失去一些重要的参与者。”

亚当告诉我，当谈及恋童癖这个话题时，除了年龄和性别，还存在着其他区别——最为显著的，是首要性和排他性的吸引力。

首要性兴趣意思是，一个人只对孩子有性欲，但是这种兴趣也可能被那些年龄更加相符的人引起。排他性兴趣是指有的人只对青春期之前的孩子们有性欲，除此之外对其他人毫无性欲。莱图尔诺很好奇那些对同龄人感兴趣的年轻恋童癖是否会对那些试图改变他们注意力的治疗做出反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随着我们不断成熟，我们感兴趣的年龄也会不断增加，这表明它是会发生变化的。她想知道，是否可以鼓励那些有恋童癖的青少年发展可接受的性欲，但她认为这样的方法对那些有排他性兴趣的恋童癖并不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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