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可风：拍电影犹如与生活做爱

香港的高强度工作节奏和职业精神，东方人的哥们儿义气和江湖秉性，白皮肤基因的率性直接，还有天性里的混不吝和不靠谱，在杜可风身上形成了一种奇异的组合

特约撰稿 邓郁

2007年，在欧洲电影节上担任颁奖嘉宾的Christopher Doyle穿着嬉皮风的格子衬衫，蹦跳着上台。他对组织者发的提示词不管不顾，口吐F打头的脏字，吆喝着把德国摄影师迈克尔·巴尔豪斯叫上台。然后单膝跪地，朝迈克尔行大礼致意，最后还不忘对着台下的西装革履们放言教育一通。举座哨声四起，惟有对其知根知底的巴尔豪斯一笑而过，优雅地道声“谢谢”。

Christopher Doyle，澳籍电影摄影师。华语圈里，更多人习惯叫他“杜可风”或“老杜”。

这段典型的杜可风式表现经过视频网站和论坛传播开来。留言里，有人拥护他的“反主流”，更多人大骂：“这个疯子，混蛋”。还有人猜测“他绝对嗑药了”。老杜从来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对其摄影技术和张扬个性的争议，在他经历丰富的前半生里，从不曾停歇。

这个58岁的男人告诉我，他的生命是从有了“杜可风”这个名字开始的。这样算起来，他到现在才二十来岁。他似乎永远不想长大。

杜可风之前的那个人

“我直到34岁才开始拍电影。但是从前那些年月，今天回首起来毫不荒废。你历经世事，蹲过班房，这才是人生，是你的资本。如果没有这些，你就甭拍电影了，这跟你用什么镜头毫无关系。”回顾自己的从影道路，杜可风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1952年，杜可风出生在悉尼郊区的一个医生家庭，不仅是5个孩子中的老大，而且是家中除了父亲以外惟一的男性。“电影院？就是个能让你摸黑亲热女生的地方吧，还有什么别的意思？”那是大银幕带给杜可风的“启蒙教育”。至于那些电影，在他脑海里一部也没留下。

长到18岁，杜可风先是离开家乡去跑船，接着干过钻油台工人，在以色列做过牧“牛”人，在泰国学过中医。这个外表看起来有点咋呼的男人却对语言特别敏感。他回忆说，自己有生以来听到的第一句中文，是跑船时一个华人混混对别人说的很带侮辱性的粗话，因为出言不逊，那人立马被抹了一刀，血流如注，差点送了命。

1970年代末，二十多岁的他选择了去香港学中文。短短两个多月的课程，他不但爱上了含蓄隽永的中文，还对三十出头的女老师一见倾心。“那就是一种暗恋……如果没有她，绝不会有今天的杜可风。”多年后谈起这个改变他命运的香港女子，杜可风的眼睛里泛起感念的泪花。

台湾，则是他开始广结同道和渐通中国文化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初，杜可风走进当时台北忠孝东路最时髦的“艾迪亚”餐厅，认识了在那儿驻唱的赖声川和丁乃竺。彼时正是台湾剧场、音乐、新电影的萌芽期，杜可风也是这个重要阶段的一分子他成了“兰陵剧坊”的创始人之一。在杜可风看来，今天的大陆有些像那时的台湾，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他觉得自己很幸运，见证了那片土地新文化的发酵、滋长。

后来他的一个朋友要拍摄客家民谣纪录片，正好他有时间，两人全省跑了二十多天。但杜可风初次端起摄像机的感觉并不好，“拍得一塌糊涂，声音和画面时有时无。”这次经验到底引起了他对影像的兴趣，他当了导演李行《小城故事》的摄影助理，也拍过实验电影，还被摄影家阮义忠拉去拍《映象之旅》。一年下来不仅得了几个奖项，还遭到了台湾领导人的接见。“他们要我入籍，我没答应，哈哈。”

1983年，杨德昌力排众议，让初出茅庐的杜可风为其拍摄新片《海滩的一天》。

这部影片描述一位年轻妻子寻找突然失踪丈夫的过程，“片中对话不多，透过镜头传达女主角无奈、哀愁的心境”，为杜可风赢得当年亚太影展最佳摄影奖。

可以说，从《海滩的一天》这部片子，杜可风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干摄影这块料。而上世纪90年代初始，与王家卫的合作则被广泛视为其创作上的转折点。

杜可风风格

杜可风有一双天生做摄影师的眼睛。有些人会通过看书、画画或者别的方式研究光线，玩心四起的老杜则是到酒吧闲逛：“在我看来，光可以形成诗意的空间。摄影师所做的就是把想法用画面演绎出来。比如影片中用蓝光，可以让女演员的皮肤更显白。在酒吧里‘观光’，我很容易就能找到自己的感觉。”

在《阿飞正传》中，杜可风首次将三十几公斤的摄影机一手扛在肩上，开始他闻名的手持摄影技法。这之后，手持、广角和魅惑光线被杜可风玩得炉火纯青。他不循章法，手随心动。BBC录制的摄影大师班课程视频里，老杜解释他在《安静的美国人》里的一场火场戏，他在片场执掌着长镜头的摇移游走，好像一个舞者的即兴表演。也难怪，舞蹈本就是杜可风的一大爱好。

1994年的《重庆森林》被很多影迷和评论认为最具杜可风质感，也非常到位地诠释出了边缘人在香港这座都市里疏离无望的心态。有趣的是，该片不仅进一步奠定了杜可风的行业地位，也为香港的旅游业小做了一把贡献。片中梁朝伟的家就是杜可风自己的蜗居，拍后一两年成了很多年轻的日本女孩来香港造访的“胜地”。

老杜的敬业和“各色”在圈内人尽皆知。在《卫报》记者Gaby Wood的笔下，拍《英雄》时杜可风执意要去内蒙拍摄“一年只开10天花”的胡杨林；拍范·桑特的影片《Psycho》时他坚持不看希区柯克的原版《惊魂记》；拍陈凯歌的《风月》时他一天至少喝一瓶半的威士忌。

拍《东邪西毒》的最后一天，他喝醉了迟迟未到，最后硬是被拖到片场。醒后老杜倍感内疚，冲进片场一气狂拍。

多年后，纽约电影节为《东邪西毒》终极版召开活动，身边的王家卫和林青霞都正襟危坐，他照旧把脚翘起，搁在椅子上歪坐着。据说去维也纳参加电影节时，一个女孩对杜可风说，她很喜欢他拍的电影，那种感觉犹如“与生活做爱（Having Sex With Life）”，杜可风对这句话大为欣赏。

这样一个看似游戏人生的家伙，在人声鼎沸的香港演艺人酒会上，含着泪光对镜头说，Im a film people。任谁都看出他的醉意，却不是人人都能明了他不分场合的掏心掏肺。

虽然也和很多好莱坞班底共事，杜可风仍然公开表明他讨厌好莱坞式的电影制作流程。谈到中国电影，他说“我们”的次数远远超过“你们”。香港的高强度工作节奏和职业精神，东方人的哥们儿义气和江湖秉性，白皮肤基因的率性直接，还有天性里的混不吝和不靠谱，在杜可风身上形成了一种奇异的组合。

初秋的北京，三里屯瑜舍。穿着蓝色文化衫的杜可风趿拉着人字拖，晃晃悠悠应约而来。这一次的逗留，是为了《蓝色骨头》的拍摄，导演崔健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朋友。

“我会死在摄影机上”

对话杜可风

人物周刊：说说崔健的这部《蓝色骨头》吧。你决定拍这片子，就因为崔健这名字？

杜可风：什么？崔健是我来中国的第一个朋友啊。

人物周刊：所以，只要是他的片子就好，不管是什么样的片子？

杜可风：无所谓。不可能犹豫，来不及后悔。老崔就算拍一个烂电影我也会拍。万一他吃药了，神经病，我也会拍。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你对故事并不在意？

杜可风：嗯，我可以说不在意。你相信崔健的音乐，因为他给你一种精神，他的歌词完全听不懂，不过他会抓住你，气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宁可走进一个让我更自由、更肯定、更开心的空间。真正的爱是这样，好的性生活是这样。我相信柔道或是功夫的对手是这样，一个好的厨师教你做一道好菜也是这样。

人物周刊：你特别看重合作者的这种朋友关系。

杜可风：对，像和王家卫，一拍就是好几年的人生。你又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得奖，不是为了所谓的“创作”、“艺术”什么的。如果不是好朋友，不是跟你相处了一段时间的人，何必浪费这个时间和精力去折磨自己呢？有这个钱，还不如去做房地产呢是不是？

人物周刊：《阿飞正传》里的阿飞这个角色，像年轻时候的杜可风吗？

杜可风：也像现在的杜可风啊！（笑）（我）

当然是阿飞嘛，才会和Leslie（张国荣）那么好。Leslie也是我很爱的人，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优点缺点，我都有认识。我身上没有他的才华，但他的其他方面，我都有。我很肯定他的选择。他的离开是给他最爱的人一种最美丽的告别，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敢。没有这个勇气。其实创作也是这样，需要“跳楼”的精神。所以Leslie一直在复活，再复活。

人物周刊：在拍了王家卫的这么多电影以后，很多人会从技术层面分析你的摄影特点，比如手持、广角、光线的使用等等，你怎么看所谓的“杜可风式的影像风格”？

杜可风：我不管。就让他们分析好了。不可否认，没有这个过程，没有王家卫的鼓励和要求，没有那种工作环境，我不可能现在跟你在一块做访谈是不是？这是事实，是很美的过程，也是很痛苦的过程。

第一我不会去细究什么是杜可风风格，我要说杜可风风格的话，我会去怀疑它，会去否定它。所以，杜可风风格是杜可风的生活观，是他的生活方式，他对工作环境的反应，是organic，中文怎么说？环保型的。（笑）

人物周刊：早就听说你无酒不欢。喝酒对你是一种生理需要还是……？

杜可风：你不喝酒吗？

人物周刊：至少不像你这样嗜酒。听说古斯·范·桑特曾抱怨说，你拍片的晚上还是会喝得大醉。

杜可风：不然为什么会拍出那么好的电影？那么好看的电影？对不对？

人物周刊：所以酒精才能带给你那种想要的感觉？

杜可风：这是你说的。哈。

人物周刊：在你拍过的这些电影里，评论界大多认为《花样年华》是最好的作品。

杜可风：下一部才是最好的。你不期待更好的，怎么来创作？没错，我想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花样年华》是我和王家卫合作的一部经典。这很好。《花样年华》为什么受欢迎？是因为我们终于说清楚了我们要什么。大部分人都找不到那个瞬间。

那个时候的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程度。接下来，我们还在寻找。我还有100年要过，150岁才死的，哈哈。

人物周刊：你说“我们”，你现在完全把自己当成中国人了。

杜可风：我是杜可风不是吗。“杜可风”并不存在，他没有爸爸妈妈。（笑）所以我可以更大胆地说，我们一起。我是你们的人啊。

人物周刊：你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杜可风：从我的老师在香港给我这个名字开始。如果从那时“杜可风”获得生命开始算起，我现在也就二十几岁，哈哈。

人物周刊：有报道引述陈国富说，“他完全符合我要快、精力旺盛的要求，本土摄影师的能量不及他的一半。杜可风的顾虑是，他不确定再过5年或10年，还能不能扛得动30公斤的摄影机？”

杜可风：不可能，我会死在摄影机上。怎么可能？谁说的这话，我马上打电话，骂他一顿。哈哈。

人物周刊：但你就是习惯了自己拍，也不用助理。

杜可风：我希望我的班底，不管是哪些人，必须有一种敬业精神。你怎么样去激发别人？只有两个方式，一是你要求自己多过他，二是你真正做得到这一点。所以我不管在全球哪个班底，两三天之内，都会达到非常有默契、有效率的程度。你只要有这种精神，再烂的、再拽的、再自以为是的人，他们不跟上你都会不好意思。

人物周刊：你平常还会看电影吗？自己的，别人的？

杜可风：从来不看，我就在飞机上看。而且是很快地，一般不超过10分钟，也就全知道了。就像看小说，几页下来就知道这个混蛋是不是在骗人。我看书喜欢看文学。看人。

人物周刊：以你的工作环境，应该有机会碰到很多有意思的人。

杜可风：可是奇怪，为什么有意思的人那么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