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逝世：我们失去了最低调、有趣的富二(2)

在高等教育和管理技能都不受重视的环境里，我并不将自己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广而告之，那样会显得很小气。但是，我的确向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提出，经济学博士学位本身意味着最低限度。

我不应当被要求必须参加银行那非常优秀的信贷培训计划，而不幸的是，他同意了。我已经30岁了，急切地想从事我的事业；我的脑子里装满了比分析盈亏表和收入报表更宏伟的想法。

大卫·洛克菲勒受舅舅之邀在大通银行工作

我对当时的这个决定非常后悔，而且在我后来试图改变银行的文化时让我付出了代价。它意味着我从来都不能与我试图说服的人们有同样的想法。它只是让许多人更加确信，反正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银行家。

我一开始是对外部的经理助理，那是最低级别的官员，年薪3500美元。我们的办公室位于十八松树街的10层，我在那个占了整整一层、安排了二三十张木桌的通间里得到了一张办公桌。每张办公桌都配了两把椅子，一边一把，留给客户或秘书部的秘书用。我就是在这里度过了我在大通银行的头三年。

彻底改造洛克菲勒大学

让我第一次接触教育机构管理的是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理事会。父亲一直是祖父于1901年创建的这个机构的创建和发展的驱动力。

父亲更加支持研究院的根本使命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他明白，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必须先行，研究结果的直接应用是自然而然的。

佩顿·鲁斯在发现癌症病原方面的重要研究；艾伯特·克劳德、基思·波特和乔治·帕拉德在细胞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研究；奥斯瓦尔德·埃弗里、科林·麦克劳德和麦克林·麦卡蒂关于DNA携带遗传信息的发现等等，这些是洛克菲勒研究院的真正的衡量标准。

这些进步改变了科学探索和医学实践的性质，实现了祖父和父亲在 1901年创建该研究院时内心确定的使命。

虽然拥有丰富的历史，研究院在20世纪40年代末却站在了十字路口上。它在领导人选、科学使命和资金方面都出现了严重问题。

……

年轻的大卫·洛克菲勒

于是，很明显，我将不得不承担家族传统在这个关键性研究机构中的责任。

在此期间，我和布朗克专注于扩大大学的基础设施。我们增建了一栋9层楼的实验室大楼、一栋大学生和博士后宿舍、一个礼堂和一栋漂亮的、国际风格的总裁住宅——那是我的朋友·K·哈里森设计的。

我在担任董事长期间直至1975年我的任职结束，生物科学领域在发现了基因是由DNA组成之后取得了重大进展——也就是基因革命。这一发现，正如医学历史学家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所描写的那样：打开了生物革命的道路，将继续改变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

洛克菲勒与妻子在洛克菲勒大学

如今，在重新定义了使命、调整了管理结构、再次激活了资金渠道之后，洛克菲勒大学继续在科学技术方面起着枢纽作用，寻找着与健康相关的生命中最为复杂的问题的答案。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给研究院带来的新生是这个过程中关键的第一步，是我为自己在其中起到了作用而备感自豪的一步。

如果说传奇的人生经历造就了大卫·洛克菲勒优秀的道德观，那么洛克菲勒家族良好的家训，就是他保持优秀的永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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