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庆：权力和资本都需要被关进笼子(2)

市场经济不会自动演进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但远远不是充分条件。王小强引用大量的历史文献说明，从管仲时代开始，中国的市场经济就非常发达。正是由于中国历来有“全民经商”的传统，才出现了“童叟无欺”的商业伦理。相反，由许许多多领主庄园构成的欧洲，由于庄园经济自给自足的特征，由于缺少交换的需求，在18世纪以前，欧洲的市场经济远远没有中国发达。那时，仅仅有十几万人口的欧洲的商业中心威尼斯，远远无法与人口上百万的南京、开封、杭州等中国的商业中心相比。事实上，现代工业首先出现在市场并不算发达的欧洲，出现在由于土地分封而基本没有土地买卖的欧洲，并没有出现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中国，并没有出现在土地交易非常频繁的中国。中国没有在近代自发地发展出资本主义，并不是由于中国缺少市场经济，而是由于中国没有像欧洲列强那样凭借野蛮的掠夺、霸权和垄断来实现原始积累和早期发展。中国近代的落后，也并不是由于中国缺乏市场。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利多大，弊多大。王小强通过梳理历史文献指出，从先秦的管仲开始就已经对市场的盲目性有所认识，汉唐以后，更是对“谷贱伤农”有清晰的认识。“谷贱”大多发生在丰年。连续丰年之后，甚至出现了“农民盼灾年”的现象。在苏东坡贬谪黄州的时候，连遇丰年，在他给朝廷的奏疏中描述了谷价大跌，农民既收不回成本，也交不出税赋，苦不堪言，以致“日夜祷祠，愿逢饥荒”。[5]从古至今，在市场的作用下，农民灾年也愁，丰年也愁。灾年愁没有东西可卖，没有粮食、棉花、苹果、大蒜、绿豆等可以卖；丰年愁粮食、棉花、苹果、大蒜、绿豆等卖不出去，甚至烂在地里，烂在家里。中国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懂得以“丰年贵买储量、灾年贱卖放粮”来平抑粮食价格的道理。伴随着平抑价格的需要，也发展起非常成熟的货币理论。

有些东西是不能靠市场调节的，如土地。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土地富庶地区肥田被撂荒的现象。由于“租金”与“地价上涨收益”相比，微不足道，地主为卖钱变现方便，宁荒不租。因此，宋代曾立法规定“种撂荒地合法”。在土地自由买卖的1922年，中国撂荒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6]在市场不算发达的毛泽东时代，很少存在土地撂荒的现象。今天，市场远比毛泽东时代发达，土地撂荒的现象却大量出现。

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矛盾，存在地主和雇工之间的矛盾。近年来，一些历史研究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地主、佃农和雇工，中国农民的主体是自耕农，地主与佃农、雇工之间的矛盾并不尖锐。王小强引证了大量历史文献反驳这种观点。例如，清初名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讲：“吴民之中，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7]又如，桐城派大儒方苞乾隆年间上呈的《请定经制札子》中讲：“约计州县田亩，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余皆绅衿富贾之产，所居在城，或在他州异县，地亩山场皆委之佃户。”[8]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也描写了居住在“他州异县”而拥有“地亩山场”的“绅衿富贾”。1949年以前的中国确实存在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矛盾，存在地主和雇工之间的矛盾。例如，在1949年以前，孔圣人府在山东、河北、江苏的许多个县拥有几十万亩出租给佃户的土地，佃租沉重，不仅存在明显的主佃关系，而且存在严重的主佃矛盾。

“小康”不属于儒家理念。根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谓小康。”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大道”，是“兴灭国，继绝世”，“小康”并不属于儒家理念。

金融资本的膨胀既侵害公平也侵害效率

这组文章给人印象深刻的观点是，金融资本的膨胀，既侵害了社会公平，也侵害了生产效率。王小强在文章中指出：商业法则并不是“等价交换”，而是“涨价交换”，是低买高卖。职业性商业活动的出现，是社会化分工的产物，是必要的。市场经济中牟利性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出现，可以通过融资促进生产的发展，也是必要的。但是，商业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却不仅会危害到社会的公平，也会侵害到生产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