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迦：传教士为中国现代化播下龙种 却收获了跳蚤(2)

沈迦：我觉得对中国的这段近代史而言，在国内找不到他的资料是一种必然。必然的原因，一是我们的主流史观本身要屏蔽这些传教士。它主观上是屏蔽这个话题，好像这些人没来过，或者来过，但干的多是为侵略军探情报、做翻译，欺压中国百姓等坏事。反正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第二个原因，中国的近代史，一直到今天的当代史，是一段多么动荡的历史，战争、暴乱、起义、革命，还包括旧城改造、拆迁、农民进城、移民，经过这么多的“运动”，有的东西也变没有了。举个例子，苏慧廉用温州方言翻译的《圣经新约》1902年在温州出版了，要知道是在温州出版，而不是英国。这本圣经在那个年代，是温州教徒的必备之物。数量应不少。但我过往这六年，遍寻各地，竟然在国内，包括公藏与私藏，一本也没有找到。后来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找到一本，我还专程去了一趟，去看这本“世界孤本”。这本其实是大英圣书公会的存档本。

如此双重的摧毁下，历史记录已是片纸无存。其实，今天存在西方某图书馆、档案馆的这些材料，原本我们这边也是有保存的。我在开始做苏慧廉的时候，能够整理起来的关于这个人的简介估计只有300个字，并且这300个字里充满了以讹传讹。到今天我把它还原成这本书，我没点，他们说这本书有三十八九万字。

我们在在意、无意两种力量的夹击下，把这个人遗忘掉的，对中国近代史而言，有意无意遗忘掉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凤凰网文化：他最吸引您的价值在哪儿?

沈迦：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苏慧廉，你可以讲他是那个时代很有影响的传教士，也可以讲他是那个时代很知名的教育家，也可以讲他是当时整个欧洲很重要的汉学家。我觉得这三个名词可以概括他--传教士、教育家、汉学家，甚至还是个社会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