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眼中的太平天国：从瑕疵基督徒到异端疯子

这种“单相思”的高潮，是1853年6月13日，一个叫“叶师帅”的陌生人折腾了3次，将一封据称系洪秀全亲笔信的东西，千里迢迢送给了广州的罗孝全。此后罗孝全仿佛换了一个人，用非常恶毒的语言咒骂洪秀全，说他妄自尊大，亵渎上帝，说太平天国政务紊乱，不成体统，说拜上帝会根本就是异端邪说。

清末时,西方传教士赶着毛驴,和中国向导一起到乡下传教。（来源：时代周报）

咸丰帝所统治的帝国，既要面对未来的压力，其内部的反抗者也具有新的特色。太平天国，是近现代一场巨大的农民战争，其具有新旧交融的特色，来自西方的基督教，给旧式的反抗者领袖提供了新的口号，而西方世界面对这样一群东方的“教友”，亦带着困惑和好奇，不安地观察着。

陶短房

尽管根据《中美望厦条约》和中英、中法间关于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约定，清廷于道光廿六年（1846）正月（1月25日）下诏正式弛禁天主教，和天主教同源的新教各教派也同时利益均沾，从而结束了自康熙朝起，长达120年的教禁。但由于传统观念和历史惯性，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仍然受到很大阻力，即便在进入很早、基础较深厚的华南，甚至开放程度最高的广州，普通中国人信教也会遭到周围同胞的孤立、歧视，士大夫阶层就更不用说了（伦敦布道会记载，他们在上海九年才发展了21个中国信徒）。

当时在中国传教的各派传教士，几乎无一例外地在笔记、报道中谈及传教之艰难，他们不得不采用诸如免费医疗、甚至给信教者并参加教会工作者提供工资等办法拓展信众，如后来做到美国政府驻华首席代表的伯驾（Peter Parker），当时就是住在广州的“医疗传教士”。其中一些较有胆识和创意者，则另辟蹊径，借鉴华南盛行的地下社团方式，试图向内地、向社会底层扩展，如著名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新教荷兰布道会），在1844年开始建立“汉会”，通过这个独立于既有教会之外、以中国人向中国人布道的团体，向南中国各内地城乡扩张，汉会自己在香港公布的报告称，1845年该会有会众210人，1849年有1800人，在两广地区1846年起就有13个“会”，其中广东7个（广州、肇庆、潮州、韶州、高州、廉州、雷州），广西6个（桂林、柳州、梧州、浔洲、南宁、太平）。

拜上帝会源自“汉会”？

最早提到太平天国运动“似乎具有基督教色彩”的，是香港《中国陆上之友》（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1851年3月的报道，这引发了各派基督教传教士的浓厚兴趣。5月23日该报援引传闻，称太平天国的“皇帝”是明朝后裔，信奉基督教，正在所到之处大肆破坏偶像和寺庙，并评述称“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可靠性，但也不排除清廷构陷可能，因为在中国社会信奉基督教会被普遍认为是汉奸”。当时由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 W. Wiliams）主办的澳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对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基督教色彩进行了持续跟踪和研究，并根据内地信徒的道听途说，作出“造反者可能是‘汉会’信徒”的结论。

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汉会”的秘密社团色彩，及其在广西、广东的活跃，但这一结论并不确切：拜上帝会的基督教渊源，是《劝世良言》和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前者系中国籍信徒梁发所编，梁发受洗于苏格兰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后者系伦敦传道会教士，属于新教公理宗，罗孝全则是新教浸信会教士，并和梁发等联合创办过中国本土化教会“广东施蘸圣会”。事实上，别出心裁的拜上帝会如果硬要和基督教“攀亲”，则应牵扯到上述两个历史悠久、偏新教保守派的教会。不过太平军中的确有一些“汉会”信徒，如本属天地会系统、生前最高做到冬官正丞相的罗大纲，和后期封为顾王、东方主帅的吴如孝。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向中国腹地蔓延，饱受中国社会排斥、封闭之苦的西方传教士对这个“基督教运动”逐渐寄托了越来越大的希望，他们期待这个运动能帮助“福音在中国的传播”，打破清廷朝野对“洋教”明弛禁、暗排斥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