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传教士明末曾到海南 记录植物种类(图)(2)

　　随后，长期在中国居住的英国外交官R.Swinhoe(史温侯)于1868年调查海南商业贸易时，曾在全岛范围内采集动植物标本。他虽然主要从事动物研究，但对采集植物标本很感兴趣，他所采的植物标本分别转送给汉斯和英国邱园的植物分类学家研究，其中有不少新种和新记录植物，新种有猫尾树等。后来，辛普森又于1870年再次到海南，主要在海口附近进行采集。他在海南及华南其它地区采集了1800多种植物，其中的新种多数由Hance研究后发表，高良姜等植物是他在海南所采集的新植物。

　　直到辛亥革命前，还有众多外国人来过海南，仅英国外交官就有布尔罗克、汉库克、普莱法尔、亨利等多位，他们于1868年到1995年期间，先后在海南采集过植物标本。其中一些人采集的数量还颇为可观。例如，英国外交官亨利1889年在海南采集到标本750号。而神职人员也不少，包括来自英、美、德、法等国的传教士，一面传教，一面在海南岛采集植物。例如，美国传教士亨利就于1882年到海南，采集了200多号标本。而上述人的标本，很多都交给了汉斯来进行研究、命名。

　　“我们仍然可以从保存在国外许多标本馆里的腊叶标本种，找到采自我国的许多标本记录。”邢福武说，俄国驻华使馆医师E.Bretschneider于1898年发表的《西人在华植物发现史》中，记述了Hance、Sampson、Fagg、Dalavay、Swinhoe、Bullock、Stuhlman、Hancock、B.C.Henry和A.Henry等10位欧洲植物学家在海南的采集经历；王文采教授于1964年在其主编的《中国植物采集简史》中增加记述了Playfair、Fenzel、McClure等外国植物学家在海南采集与研究的历史。

　　大量的植物标本从中国采集后存放到外国的标本馆。经鉴定研究后，大量的新种被发表。这些新种的模式标本存放在外国的标本馆，妨碍了我国植物分类学家研究本国的植物。而来自中国的野生植物通过选育后，被广泛应用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园林中，有些植物甚至成为该国的花卉支柱产业。

　　“对于活体植物，究竟有多少外国人来华采集过？采集了哪些植物通过何种方式运往了欧美哪些国家？现已无从查证。”邢福武无奈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