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传教士亲历红军长征 作品比＂西行漫记＂出版早1年(2)

　　刚开始被红军看管起来的外国人总共有7人，即薄复礼夫妇、海曼夫妇及其两个孩子，另外一个是新西兰籍英国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出于对外国人的怀疑，红军对他们进行了审讯，两名已婚妇女和两个小孩当即释放。薄复礼、海曼和埃米三人被红军扣留。

　　帮助红军翻译地图

　　在旧州教堂，红军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一张外国出版的贵州地图。不过，摊开地图，萧克皱起了眉头：这张地图上面标的地名全是外国文字，完全看不懂。经人提醒，萧克派人把会讲汉语的薄复礼找来。

　　薄复礼拿着地图一看，认出上面的字都是法文，他法语熟练，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翻译了过来。薄复礼翻译，萧克记录并在地图上标注。两人忙了大半夜。不过两人的交流显然不只翻译地名。薄复礼记得萧克“希望避免在运动中遇到汽车路”，萧克则“不仅知道了许多军事上有用的材料，也知道了他的身世。”

　　薄复礼在《神灵之手》记述了对萧克的第一印象：

　　我的良心受到质问。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

　　令薄复礼感到“良心受到质问”的，是萧克年轻而充满热情的形象和他脑海里“土匪”的样子毫不相干。

　　离开旧州后，薄复礼、海曼和埃米三人跟随红六军团，开始了他们的“长征生活”。

　　我们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顿饭，一天天没有休息和礼拜日的行军。

　　新西兰籍的埃米·布劳斯小姐对行军生活尤其吃不消，红六军团保卫局党总支书记戚元德就把棉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比较柔软的布条“草鞋”，让埃米小姐穿上。戚元德还把丈夫吴德峰(红六军团保卫局长)的一双布鞋、一双长筒靴，拿出来送给薄复礼和海曼。

　　一周后，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红军决定无条件地将埃米释放。埃米被释放后，只剩下薄复礼和海曼两名成年男性外国人，跟着红军一路前行。

　　薄复礼在书中，详细地讲述了他跟随红军遭遇的各种突围和游击。在行军中，他无意间见证了红军长征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木黄会师。

　　木黄会师之后，红军准备由黔东转战湘西。为了摆脱尾随的敌人，红军进行了连续多日超出人体极限的急行军。这段路程让两个外国人苦不堪言。戚元德好不容易给他们找了一头骡子。薄复礼和海曼轮换着骑，勉强能跟上红军战士的脚步。

　　记录不一样的无产者

　　除了一路上受到的优待以外，令薄复礼最记忆深刻的，是与红军的交往，让他看到了一群“理想主义者”。同时，他也用他的笔描写了红二、六军团艰苦长征的战士群像。在长征的行进中，薄复礼看到的，是一群极能吃苦的人：

　　路，在中国的定义与英国略有不同。随红军所走的路，有时几乎只是前边的人踏出的一条痕迹，说不上路。

　　光是跟上红军战士前进的脚步，薄复礼就已经疲于奔命。难以置信的是，在极度疲惫的赶路之外，那些平日里默默行军、雕塑一般的战士们，还不放弃任何时间来学习。

　　我看到勤奋的红军战士除了忙着打草鞋、补衣服外，还抓紧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武装思想。

　　一旦到了某个驻地，可以进行极为短暂的休整，红军都会建立“列宁室”。所谓“列宁室”，实际上就是红军读书学习的一个地方，有时利用房子，有时就自己动手临时建，八根竹竿或树桩做桩，绿色的树枝和竹枝编在一起作墙，屋顶铺上稻草就算天花板。这个地方就成了他们读书学习或者集体活动的地方。

　　薄复礼眼中的红军，几乎总处在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危险境地，但他们并不悲观。他们衣不能保暖，食不能果腹，武器更低劣得要命，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快乐。

　　在云南获释，友善客观描述红军

　　1935年的11月18日，在湖南桑植，身体极度虚弱的海曼收到了红军发给他的释放通行证。

　　1936年春天，薄复礼随长征的队伍进入了云南境内。红军先头部队攻占距离昆明四五十里的富民县城。有一天，薄复礼正在晒太阳，远远瞧见萧克同他的警卫员走过来。萧克告诉了薄复礼一个喜讯：红军准备释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