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英雄陈宝仓：在台湾牺牲后友人冒死送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讯（记者杜雯雯 田宝希）67年前，轰动全台湾的“吴石案”，让陈宝仓的名字刻印在历史不可抹掉的一页上。

他身为军人厌恶内战，曾官至国民党中将。日军投降仪式上，他作为国民党代表接受日方屈身献刀；1946年，有人密告国民党中央政府：陈宝仓有意将国民党的军用物资、粮饷等遗失给解放军，有“资共”之嫌疑，陈宝仓也因此被免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利用中将高参的身份将国民党的军事布防情况传递给中共地下党；被捕后，他受过酷刑，自始至终一字未吐，国民党保密局的档案资料里用“狡狯”“镇定”来形容他。

1953年的9月14日，一场低调但高规格的公祭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李济深主祭。由于当时“吴石案”还未解密，包括陈宝仓的家属在内，现场只有不到20人参与了这场为陈宝仓举行的特别祭奠仪式。

7月盛夏，法制晚报记者专访了陈宝仓的三女儿陈禹方，听她讲述父亲一生的传奇故事。

没想到这次匆匆离台竟是与父亲的永别

67年前，一篇题为《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的文章刊登在香港《星岛日报》6月12号的显著位置，文章记录了1950年6月10号轰动全台湾的“吴石案”。

这四位因“间谍罪”血洒台北马场町刑场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分别是国民党原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枫、国民党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和原国民党军某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

父亲陈宝仓英勇就义时，陈禹方年仅18岁，彼时，她和母亲、二姐、四妹从台北潜至香港避难仅半年多的时间。

“噩耗传到香港，全家人十分悲愤、失声痛哭，事后母亲对我们说，做革命工作，早就料到你们的父亲会遇到这一天的。”据陈禹方回忆，父亲去世两年后的1952 年，在北京有朋友问及父亲遇害之事，母亲也坦然答道：“革命斗争中有成功者，必有成仁者。”

（陈禹方）

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陈禹方，留着一头中分的银色短发，紫红色过膝的长裙衬得她很是优雅。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的老太太，和科研工作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她在校园里当过老师，经历过文革，后来从事过污水处理的研究，退休前的十几年间，她专注于北京的大气污染监测。

家族遗传的耳疾让陈禹方的双耳在年老后丧失了部分听力，旁人和她交谈时，需要加大分贝放慢语速。尽管听力不是特别方便，但老太太的思维清晰，记忆力也不错，回答提问时的声音洪亮得不像耄耋之年的老人。

据陈禹方讲述，1949年父亲陈宝仓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的派遣赴台湾工作，为了便于工作和掩护身份，他将家人带往台湾（注：陈宝仓的长女陈佩方彼时在上海工作，未一同前往）。

“刚到那里的时候正值暑假期间，当时没有感觉到任何危险，我还和姐妹到处游玩，”陈禹方回忆道，“秋季开学后，我便在台北市立第一女子中学读高中。”

1949年深秋的一天，陈禹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身后开来一辆大卡车，车上都是被五花大绑的犯人，背上还插着写有名字的标牌。

“我当时听到路人说，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奸细，要拉去处决的，我对这些很敏感，回家就告诉了父母。”陈禹方告诉法记者，军人出身的父亲预感到风声紧，危险一步步的临近，便和母亲商量尽快离开台湾。

由于陈家儿子陈君亮为适龄男丁，按当时的规定不得擅自离台。几天后，陈宝仓的妻子师文通先带着女儿们到达香港。

为了让儿子也能全身而退，陈宝仓随后托人为陈君亮办理了一张差甲证（即出差证明），证明派他到香港采购，陈君亮于1950年1月平安抵港，当年3月，陈宝仓被捕。

回忆起往事，陈禹方很是感慨：“父亲的警觉使我们及时脱离险境，没有想到这次匆匆离台，竟是与父亲的永别。”

获取情报被捕牺牲后家人托朋友偷偷火化冒死运回骨灰

已官至国民党中将高参的陈宝仓究竟因为何事被处以极刑？

据陈家人向记者提供的时任国民党总参谋长周至柔呈交给蒋介石关于“吴石案”的《判决书》显示：吴石抵达台湾后，陈宝仓曾提供给吴石关于国民党军队在中、南、北部各防守区的部队番号、兵力部署等资料，由吴石从事整理，连同职务上所知悉的军事上的情报，经派聂曦送往香港，最终转至中共华东敌工部驻港负责人刘栋平。